一般认为，释迦牟尼佛传授的佛法是在其圆寂千年后，于东汉明帝年间才传入中土的，但根据记录唐代道宣律师与天人问答内容的《感应录》看，周朝时期汉地就已有佛法流传，甚至还有佛塔。
《感应录》记载了一位叫陆玄畅的人来谒见道宣律师，自我介绍说他是迦叶佛时候的天人，为了度化众生，使其上通佛道，在周穆王时期曾在人间显现。他还告诉道宣，唐朝西京（陕西凤翔城西）的高四台，本来是迦叶佛说法度人的地方，并非是仓颉造字用的台子。迦叶佛（梵文 Kasyap），是过去七佛的第六位，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之师。
《列子》中也说，周穆王时期，从西极之国，有化人来。这位“化人”能千变万化，可以进入水火、穿越金石，可以改变山川走向和移动城池，可以在虚实间自由行走，还可以变成各种物体和人形。也因此，穆公“敬之若神，事之若君”。
到了秦穆公时，秦人在扶风（即陕西凤翔）这个地方发现了一座石佛，秦穆公不识为何物，就将其弃在马棚中。石佛上很快沾满了污秽，这让上天很不满，很快秦穆公染上了疾病。在生病期间，穆公梦中魂游天国，见到了天帝，天帝对其大加责备。
秦穆公不知天帝为何责备自己，醒来后就问侍臣由余。由余答道：“臣听说周穆王时候，有化人来到此地，自云是‘佛’。穆王对其非常相信，就在终南山上造了中天台，高一千多尺，地基尚在。主公今日所患之病，莫非与佛有关？”听后，秦穆公大骇，对由余道：“我近来得到一个石人，衣冠非今所制，被我弃置在马棚。”由余就去查看，果然是一尊石佛像。他遂请秦穆公命人将石佛用香汤沐浴后，安放在洁净的地方。
秦穆公为了赎罪，除了按由余建议的去做外，还宰三牲以祭之，可是祭品却被佛弃之远处。穆公又大为惊恐，再次问由余是何缘故。由余告诉他，神佛因为爱护众生如子，喜欢素洁的东西，不吃酒肉，可改用果饼蔬菜做的食物祭祀。穆公依其言而行。
此后，秦穆公想自己建造一座佛像，但不知哪里有工匠。由余说：“从前周穆王建造安置佛像的寺庙旁边，应该有工匠的。”于是穆公就派人到高四台的南村寻找，果然找到了一位180岁的老者，名叫王安。王安说自己已经年老，体力不济，已经无法胜任，但推荐了其他参与造过佛像的四兄弟，一起造佛像。他们在台上造出重阁，高300尺。时人以兄弟四人合力建造之故，将这个地方称为“高四台”。
或者可以说，早在释迦牟尼的佛法传入中土前，就有佛以显神迹的方式，在中土展示佛法了，这或许是在为后来佛法在中土的传播和大兴做铺垫。
释迦牟尼佛最开始是在古印度传佛法。古印度位于中国的西部和西南部，与古代的西域毗邻。佛法就是沿着古印度─西域─丝绸之路─中原地区─中国其它地区这一脉络传入并弘扬的。
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印度阿育王时期，佛法便传入了当时西域的于阗（今和田）、龟兹（今库车）等地。今天学术界多依据藏文《于阗教法史》、《大唐西域记》等史籍推论，大约在公元前80年，毗卢遮那阿罗汉在西域建立了第一座佛寺，小乘佛教传入。印度大乘佛教兴起之后，约在公元2～3世纪也传入了西域各地，出现了大小乘并存的局面，逐步发展形成了以于阗、龟兹、高昌（今吐鲁番）以及莎车、疏勒（今喀什）等城为中心的佛教胜地。当地许多少数民族居民，包括上层贵族都开始聆听佛法，并成为了佛教徒。
东汉明帝时，听说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便派使者赴古印度（天竺），求取其书及沙门，并在洛阳建立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庙宇——白马寺。这时，一些天竺僧侣也开始从西域进入中原游历传法、翻译佛经。
《后汉书‧西域传》中叙述桓帝奉佛之后的情况时说“百姓稍有奉佛者，后遂转盛”，说的是当时民间信佛之人由少数而逐渐增多。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佛教达到鼎盛时期。上至王公大臣，下至普通百姓，都信仰佛。尤其是诸多皇帝的信佛、修佛，以及大批王公贵族出家事佛，成为了一种时尚，使修行和传播佛法的僧人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推动了佛法的传播，扩大了佛法对社会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慢慢扩展到了中原和南方地区。
佛法在华夏大地的传扬，逐渐让人们认识了什么是佛、什么是修炼，也奠定了人们理解佛法的基础。其与道、儒家学说一起，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
参考资料：
《感应录》
《列子》
文／周晓辉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苏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