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网络图片）据北京市二中院网站22日报导，法院审理查明，任志强于2003年至2017年间，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公款4974万余元；收受贿赂125万余元；挪用公款6120万元；滥用职权致使国有控股企业遭受1.167亿余元损失等。
法院称，任志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全部罪行，承认所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并自愿接受法院判决”，法院决定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1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20万元。
任志强当庭表示“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
任志强案 只能看，不能说
任志强因敢言又被称为“任大炮”，此次被重判相信直接原因就是今年3月发表的暗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剥光衣服也想当皇帝的小丑”。任志强身份极其特殊，他集四重身份于一身，分别是红二代、亿万富翁的地产商、中共权贵密友，以及公共知识分子。
这样的特殊身份让任志强的影响力远大于某个知识分子或者红二代，他在政界商界知识界的影响力也是习近平颇为忌惮的。一旦任志强成为反习大将，他所可能引发的破坏力和社会影响力决非几个公知书生可比。
对比任志强案可以发现案件进展相当快，刑罚也相当重。仅有几家官媒发布了相同的通稿，禁止民间讨论。有消息指，当局对任志强判决消息下达禁令，不得推送和开放评论。
自由亚洲电台援引香港资深中国事务评论员林和立表示，官方是希望避免引起舆论对任志强的同情：“官方也不会大肆报道他被判重刑，可能有关方面怕引起一大批人同情任志强，所以他们稍为低调地处理，但这对红二代来讲也是一个打击。习近平希望任志强被重判后，可以防止其他红二代攻击他。”
没有“剥夺政治权利”
任志强案也没有“剥夺政治权利”这项惩罚。
香港电台引述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分析，不少中共红二代不满现行政策，而任志强正是党内有代表性的红二代人物，若在任志强案的判刑加入“剥夺政治权利”，会扩大案件的政治元素，引起红二代反弹，也不利于执政当局。
刘锐绍说，当局这么做的也是“权宜之计，希望淡化案件的政治味道”。
任志强被重判 警告红二代和企业家的“一石二鸟”之计
林和立认为，任志强被重判，是要对党内“反习”力量起杀鸡儆猴之效，即使是“红二代”也不能幸免。
原清华大学政治系讲师吴强称，“他即便是‘红二代’，即便是习近平当年的小伙伴，也不能有免罪的特权。他（习近平）在树立起一个绝对权威的形象，为两年后二十大一个绝对主义的权威来做准备。任志强成为中国所有企业家的牺牲品，也成为了二十大之前一个最重要的牺牲品，以此来消灭党内国内所有不同的批评声音。”
刘锐绍认为，当局指任志强犯案时间从2003至2017年，期间为中国国有企业转至市场经济的时期，有许多约定俗成的经济潜规则，官方当时未追究，而选择在任志强批评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现行政策之际，以他过去的行为提出起诉，显示案件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有政治意义。
刘锐绍说，这就如同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以及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案件，判刑时也只提到经济犯罪元素。
中共当局利用经济罪名打压异见分子早有先例。第一代富豪牟其中和新疆女富豪热比娅就是例子。
吴强表示，在中国任何一个企业家都可能会被判重罪，但是如果做政治明白人的话也许可以得到某种交换，某种保护，以不批评作为代价，换来一种赎罪。要不然就是像这样被处以重刑。
任志强是“被认罪”吗？
北京二中院称，任志强不但认罪，且服从判决不会上诉。这让其好友、北京前媒体人高瑜强烈质疑。
高瑜认为，官媒的报导矛盾百出。任志强说过自己没犯罪，一审也流出消息说他不认罪，自己进行辩护，而现在法院又说他认罪不上诉，这些都自相矛盾。高瑜怀疑，因为当局把任志强儿子也抓了，“肯定他儿子对任志强不上诉这些态度，都是有一定的交易的。”
不过关于任志强是否认罪的讨论在今年9月11日一审时就有两个版本。据中央社援引消息人士透露，任志强当天没有聘请律师，坚持自辩。这位疑似出席旁听的知情人士说，任志强面对检察官当庭指控及法官讯问，绝大部分都拒绝认罪，且给予反驳，也有一小部分则以“记忆不清”回答。内容则涉及任职华远期间帐务矛盾、资金流向及图利家人等。
另一个版本是来自推特。据推特账号视界表示，在庭审中，任志强一言不发，认领了其他人的所有刑责。这与任志强的个性不符合。该文推断，中共不承认任志强是因批评习近平而被捕，要迫使他承认经济犯罪，可能以抓捕他儿子作为胁迫手段，任志强为了救儿子，承认强加给他的所有罪行。
名为杨锦麟的推特账号说，8月1日， 曾有任志强的好友透露，7月30日，任志强刚与家人通了话，家里给他聘请沈志耕律师，被他拒绝，他坚持自己辩护。所有涉案人员的刑责都被任志强揽下。
任志强年初被控制后，美国之音引述消息说，任志强的大儿子、秘书也一同被捕。到目前为止，官方仅在任案的通报中称“家风败坏，家教不严，伙同子女大肆敛财”，但没有人知道任的儿子的下落。
由于中共对任志强案处理极为保密及谨慎，上述两个消息的真实性短期内可能无法查证。不过有人推测这两个版本可能背后都有人操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