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日前获得了世界两大记者组织一致认可的“第一”，成为全球迫害记者最严重的国家。无国界记者的报告显示，中共政府在2020年抓捕了117名记者，其中三分之一为公民记者。多名曾前往武汉报导疫情的公民记者仍然在押、面临受审或被失踪。
就在报告出台后不久，出版多本有关中国人权书籍的《纽约时报》前记者杜斌被捕。在杜斌之前，北京官方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留了一名彭博社的中国员工范若伊。
近年来，中共对记者的打压变本加厉。不但中国大陆，北京通过《港区国安法》后，包括纽约时报等外媒都搬离了香港，一些NGO纷纷出走迁往台湾。在中国的外国记者更是胆战心惊，今年8月，在中共央视海外分部中国环球电视网任职的澳籍华人成蕾被捕。中共国安随后前往ABC驻华记者Bill Birtles及《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驻华记者Michael Smith两人的住所，两人在澳大利亚驻华使领馆躲避数天。在澳大利亚外交官员与中共官员进行谈判后，允许两人在同意接受面谈后离开中国。
面对逃回澳州惊魂未定的两名澳洲记者，ABC中国分社的前社长马修（Matthew Carney）决定将自己深藏一段2年多的恐怖回忆披露出来。马修说，自己在北京任职的2年多时间里，常常被北京官员请去“喝茶”，“北京当局监控、刁难，还有人远距离监视我的手机、信箱。” 他表示自己将这些事情说出来，是想表达（试图证实）中共政府是否在2018年就开始用这些手段去威胁澳大利亚驻华记者。
记者“无冕之王”的权力是一个国家新闻自由程度的直接象征。在中共体制下，记者重要性更为明显，对普通百姓来说，记者是监督和制约政府公权力的最好工具。但在中共之下，媒体姓党，记者的作用已沦为笔杆子。近年来，不难见到记者转行下海经商等新闻。
中共在打压记者时往往冠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让舆论认为该记者犯了通敌叛国的“危害国家安全”或“泄露国家秘密”。事实上，这也是中共的舆论引导的一部分。
曾任《南方周末》编辑部主任、深谙中共宣传体系的旅德资深时政评论作家长平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在宣传中，将引导舆论运用的相当成熟，它不仅决定人们想什么，而且要求人们怎么想。通过舆论引导，舆论审查的要义就不再只是信息的封锁，而是对信息解释权的争夺。夺得到信息的解释权，中共就不像想象的那样害怕更多的信息进入。同时中国也在输出对于信息的解释，关于中国的特殊性和中国模式。“主旋律”、“主流意识形态”、“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正确集体记忆”等。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上访就是闹事、上街就是骚乱、揭露就是造谣、理论就是煽动、批评就是颠覆、一提美国就是卖国、一说台湾就是分裂、维权就是抗法、反抗就是暴乱。
去年12月，中共病毒疫情在武汉爆发，中共官方隐瞒疫情并且打压吹哨人，令百姓怨声载道。在此情况下，催生了方斌、陈秋实、张展、李泽华等公民记者，他们在武汉冒着失去自由的危险，将封城后的武汉疫情传递给外界。而4个人随后都被当局抓捕，除李泽华获释外，其他3人或是失踪或被关押等待开庭。
英文网站“改变中国”(ChinaChange.org)的创办人、编辑曹雅学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对记者的打压始终没有停止过。90年代到2000年头10年，市场化媒体还有一些空间的时候，后来一些大的网络门户也有自己的记者的时候。我们不断看到有好的媒体、好的记者，在中国有相当的新闻的空间。但是每一次事件都会有一个打压的，像割韭菜一样，这样慢慢地就销声匿迹了。今年有三分之一记录下来的被抓的记者都是公民记者。也就是说他们都不属于任何媒体。
曹雅学称，方斌、张展、陈秋实都是时事英雄。疫情发生了，他们感到有一个驱动，有一个责任，他们就去了。所以我们永远会看到这样的公民记者。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危险，即使气氛严酷他们也要站出来。“我相信中国那么多的人口当中，在特殊的时候，总会有人站出来去彰显人性的勇敢和高贵。使得我们所有人都带上他们的一点高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