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柳叶刀》杂志去年发文预测，到了2100年，中国人口将减半，落后于印度和尼日利亚。为了缓解迫在眉睫的人口危机，中共各地政府不断“出招”，例如设立结婚补贴，为成千上万对新婚以及处于离婚边缘的夫妇提供咨询服务，自今年1月1日起设立离婚“冷静期”，规定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起30日内，夫妻任何一方不愿离婚的，均可向民政部门撤回离婚登记申请，等等。
但上述措施收效有限。
上海的婚姻咨询师朱身勇（Zhu Shenyong）告诉美联社，在中国做婚姻咨询就像治疗晚期癌症一样。
在美国的资深媒体人王剑戏称，中国人离婚似乎要经历“恩断义绝”，才能把婚离成：“两个人都已经变成仇人了，有一堆的经济利益在里头，再牵扯一下第三方，让他们去调解，怎么做得成？”
而离婚“冷静期”的设定则被批可能会给婚姻弱势一方，如家暴受害者，造成更大伤害。
在美国的民间组织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并炮轰中共当局习惯性干预民众生活：“从一生下来，你该接受什么样的思想，读什么样的书，说什么样的话。长大了以后，该怎么样的结婚；该生多少孩子？你离婚要怎么样？以前是为国家贡献少生，现在要为国家贡献多生。”
《纽约时报》前段时间还披露，2020年最后三个月，也就是离婚“冷静期”生效前夕，中国有超过100万宗离婚申请，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3%。
王剑认为，离婚率高企还要归咎于中共强制实施近40年的一胎化政策，该生育政策不但改变了人口结构，也改变了人们的婚姻观。
他对美联社分析说：“现在适婚年龄段的人群正好是第一批计划生育父母生的孩子，所以适婚年龄人群少了。年轻人读书读多了，本科读完了还读研究生，也不愿意那么早结婚，所以婚龄推迟了，还有结婚条件增加了，又是房子、又是车子、又是彩礼。”
中共自1970年代开始启动计划生育，1982年底进一步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全国各地强制推行一胎化政策。当时学界发出反对一胎化政策的声音，民间更是以行动反对该政策。但中共当局对此置若罔闻，并在随后40余年间用血腥手段强制执行。随着该政策的实施，中国人口在1990年至2000年代快速下降，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的生育率仅为1.22，处于世界最低水平。
除一胎化政策外，王剑补充说，经济压力也正是“压垮”现代婚姻的其中一根稻草：
“核心的问题还是房子。两口子，基本上六个钱包来买一套房，供房后剩下的钱差不多月光，经济状况的脆弱导致家庭状况的脆弱。离婚率上升其中有个原因就是房屋限购，两个人离婚能多卖一套房，很多人他没有计划买房子，先把婚离了再说。”
面对中共推出的种种人口政策，张菁感叹，中国不健全体制下，滥用公权力伤害民众的事件“变着花样”地不断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