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人脸识别软件系统（美联社）据苹果日报30日报导，27岁的李睿哲在北京从事有关互联网工作，和许多来这里谋生的人一样，他选择了市中心的旧楼与人合租。自疫情爆发以来，除了疲于生计和糟糕的通勤体验，连每天如何回家，也成了他烦恼之事。他居住的小区虽然仍以健康码为凭证，但正在安装人脸识别摄像头，并且要求居民和租客近期去办公室进行脸部讯息登记。
对于今后每次出门与回家，都需要接受人脸扫描才能放行，李睿哲觉得这不可思议，更不能理解，“国家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只是在回自己的家啊！”
李每日从出门起，基本要用到健康码10次左右，因为在北京，目前除了地铁和公共巴士外，去公司、写字楼、餐厅、超市、银行及公园等等，都需要健康码登记。
2月时，北京正是疫情中心，最初，住宅小区会发放出入证，要求居民进出时出示，但像李睿哲这样的外地租户，小区保安通常会拒绝他们入内，直到房东出面解围。
随后不久，中共政府开始使用“健康码”，对潜在感染者进行识别和追踪。民众对“健康码”是否侵害公民个人隐私存在质疑。
今年3月，《纽约时报》记者曾对“健康码”的代码进行了分析，发现该系统不仅可实时判断使用者是否具有传染风险，似乎还会与警方共享用户资料。
但至今，“健康码”仍在日益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里，绝大部份地区至今进出小区和楼宇，仍需要登记“健康码”，而这个程式，最终可能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份，变成一种恒常有效的电子证件。
当局利用“健康码”使人们到哪里，都得被迫留下电子踪迹。活动地点和私隐习惯被完整记录的生活，让人们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体会到那种被侵犯的恶感。
不过，相比起对私隐的担忧，李睿哲对“健康码”的最大体会，是这给他的生活带来极大不便。有时手机电量过低，他甚至会焦虑，这意味着回到家时，可能因无法成功扫码而被拦下，或许还会招致更多麻烦。
而“健康码”带来的外出体验，同样使李睿哲苦恼。每到一处都要扫码登记，如此繁琐，令他经常产生哪里也不想去的想法，“因为这太麻烦了，我好烦去哪都要先扫码才能进门，这不是正常人该过的日子，虽然我理解，政府这样做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但如果疫情结束后还要这样继续下去，那我是绝对……绝对接受不了的”。
但李睿哲的抱怨，在不少人看来已不算什么。几个月来，关于老年人不会用“健康码”而无法乘坐公共交通或进入超市，甚至由此引发的冲突时有发生，而保安通常粗暴将老人拒之门外的做法，更时常惹恼公众舆论。
“健康码”让人们紧张和焦虑，人脸识别更甚。李睿哲已经是最近多个对人脸识别门禁抗拒的中国公民之一。近日，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用实际行动向人脸识别说“不”。在得知小区要上马人脸识别门禁后，劳东燕给居委会和物业寄信阐述不经同意收集人脸数据，违反现行的法律的后果，该项目随后被叫停。劳东燕认为，人脸信息具有不可更换的性质，因为人们无法换脸，所以人脸数据泄露是终身性的。
此外，中共官媒也曾报导江苏省常州市部份社区强制居民“刷脸进小区”的争议。文章称，居民们对“刷脸”的讯息不透明、不对称感到不安。
而在过去几年中，利用人脸数据犯罪的新闻也屡见不鲜。裁判文书网公开信息显示，从2018年7月开始，有犯罪分子通过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并制作相应的“换脸”视频，突破了支付宝的人脸识别认证。2019年，又有“00后”男孩绕过了厦门银行App的人脸识别系统，使用虚假身份信息注册多个账户并倒卖牟利。
多个法律专家在日前举办的一个关于人脸识别的论坛中表示，在人脸识别的风险未评估清楚前，应该先行立法。就目前而言，法律及监管政策规制人脸识别的能力还远远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