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禁书万马齐喑 知青悄然自发读书成热潮

提要：文革期间，中共烧书。书店陈列的除了毛语录和毛诗词，就是少数马列书或鲁迅作品，其他都是禁书。全国一片肃杀，万马齐喑。1968年全国知青悄然汇成了一场自发的读书热潮，书籍大概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是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第二类则是灰皮书，黑皮书。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将近千万青少年竞争先恐后阅读一部分世界名著，而且简直是如醉如痴……

波澜壮阔的读书大潮

在文革回忆录的文字中，不少作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曾经有一场青少年自发的读书热潮。由于地域广阔又漫无组织，至今还没有人比较系统地予以总结和梳理。

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环境。1949年共产党建政以后，立刻开始了对意识形态的监控。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全部报刊都收归国有，在两三年内，比其他工商业更早地实行了出版业的公私合营国有化。由此禁绝了政治的异议，限制了宗教的传布。中共中央宣传部查禁了所有非官方出版物，也禁绝了许多学术著作例如《胡适文存》、《独秀文存》等著作和非主流文学；但是顺随苏共的文艺政策，对于中外文学名著还是基本开放的。五十年代可以看到三国、水浒、红楼梦，但看不到《金瓶梅》《荡寇志》《粉妆楼》，可以买到莫泊桑、狄更斯、泰戈尔的译本，但买不到《基督山恩仇记》……

到了1963年毛邓反修高潮，苏联意识形态也成为禁区，于是中国的出版界和读书监控进一步进入寒冰期。大约在毛泽东大讲阶级斗争的1963年开始，学生青少年因读过一些党团组织不提倡的书而受到批评处分，被鉴定为思想有问题的情况，各地都有发生。

1966年文革开始，除了颂毛（颂党颂军颂英模）歌曲之外，所有的电影戏剧等娱乐活动全线停止，所有的中外文艺作品，包括1949年以后的小说散文，几乎全部都是“毒草”，或“存在严重的思想政治问题”。书店陈列的除了毛语录和毛诗词，就是少数马列书或鲁迅作品。其他都是禁书。在批斗、抄家、打人、抓人、烧书、捣毁文物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期，全国一片肃杀，万马齐喑。

1968年各地城市知青大规模下乡，全国知青悄然汇成了一场自发的读书热潮。没有任何人发起，完全是自然的追求。不论是一部分留城工作的青年，还是下乡插队或农场工作的知青，都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转向了书籍。这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罕见的青少年读书暗潮。

因为人数众多，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将近千万（文革下乡总人数超过1700万）的青少年竞争先恐后阅读一部分世界名著，而且简直是如醉如痴，这是怎样壮观的文化热潮！但是它又是隐秘不敢公开的动作，大家心知肚明，私下交换，所以只能称之为暗潮。农村田边地头，灶旁炕边往往就有一本英国的《呼啸山庄》或者法国的《九三年》。在青年工人的挎包里或探亲回城的知青行李内夹着一本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因为是非组织行为，所以没有一个人可能读遍所有流传的好书；也因为没有人指导，也缺乏参考书籍，所以阅读的质量和收益也深浅不一。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每个读者的文化程度和思想修养不同，所以读后的效果也是千差万别，乃至形同霄壤。

读书暗潮的原始动因

读书暗潮的动因应该很多，第一，国家经济停滞，城市无法安排中学毕业生就业，农村的社队更加不需要劳力，所以知青参不参加劳动，基本无所谓。反正绝大部分知青的生活要靠城市父母供养。这样就让知青有相对的空闲时间。第二，全国的文化生活极度枯寂，农村尤甚。当时电视机远没有普及，城市收音机普及率也不高，电影只有《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地雷战》和《地道战》。文革中后期才有新的电影《青松岭》。农村地区的拉线广播都是七十年代以后逐渐出现的。传统的戏曲因为地方剧团被合营或取缔，民间小戏必须接受文化馆管控，此时因文革而禁绝，村镇自发的民歌活动则更因为涉及“情郎妹子”等色情而被禁止。庙会、集市、社戏等民俗活动早已停摆。此时的中国农村文化生活到了历史上最为枯寂沉闷的境地。

知识青年虽有高中初中的区别，毕竟大家都已识字，可以读书。书中的世界，无远弗届，海阔天空，可慰寂寥，更长知识。闭关锁国的滋味非常枯涩难忍，翻译的作品总能提供一些世界知识。一个知青集体户若有了一本什么书，一直要把它翻烂为止。第三，还有一个重要的推助力量，那就是违禁心理。当时的文化政令极左，所有过去的文艺作品，拿毛江两次文艺座谈会理论来衡量，都是封资修的大毒草。都不准青少年接触。文艺心理学告诉我们，越是查禁的违禁书刊越能吸引人去阅读。当时的青少年也抱持这样的心理态势，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家，好歹咱也是个大人了。这也不准，那也不准。一旦有书在手，偏要看个究竟。第四，求知求解。经历了文革的混乱再下乡，城乡差别非常巨大，现实的社会生活向知青提出了无数的疑问。收入、口粮、工分、集体、劳力……都得不到可靠的答案，看看书中的历史人物是怎么生活的，是怎么探索的，或许能有一些启发。第五，青春期的生理饥渴和爱的饥渴。经过了文革风浪的冲刷，下乡的知青都开始进入青春期。五六十年代的教育不包含任何性教育的成份。一般的父母也都对此讳莫如深。知青们无法回答自己的生理提问，书本应是最易于找到的咨询。文革时代充满了斗争和打杀，无论城乡都缺乏爱的关注。知青却在书本中找到了一些爱的宣泄，于是便爱不释手。

大致的分类

不是说文革抄家打砸抢，焚书毁书吗？哪来的书可以看呢？扫荡总有漏网之鱼，而且还不是太少。抄家并不一定立刻就焚书。街巷中点火容易发生火灾。多半是将一些字画和所谓罪证书刊打包带走，其余书籍则封存不准移动。据说不久有人建议，不宜再烧，不如集中化为纸浆，再作原料。有的被抄出的书刊被集中到学校或红卫兵总部。由于管理混乱，除了金银首饰以外，“抄家物资”中最容易失窃的是西洋美术和摄影画册（含人体艺术，被称为黄色书刊）。反而那些比较厚重的文学和学术书籍后来逐渐成为爱读书的青少年们分享的猎物。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学殷商史学研究中心主任宋镇豪教授当年就是在即将焚毁的书堆里趁人不注意抽出了一本郭沫若着《甲骨文字研究》。数十年后，他成了当今研究甲骨文和殷商历史的学术中坚。

大潮中知青阅读的书籍大概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主要的，就是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除了三国、水浒、西游、红楼，《牡丹亭》、《西厢记》、《唐宋传奇》、《三言二拍》等中国古典，还有俄、英、法等欧洲古典名著。美国作家德莱赛的《嘉利妹妹》、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永别了武器》，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青年近卫军》不太稀奇，西方不热门的《牛虻》是苏联捧红的，在知青中也很普及。多年查禁绝版的《基督山恩仇记》也在这时小有流传。除此之外，当时还传抄过民间手抄本小说《少女的心》和《第二次握手》。在那个枯寂沉闷的年代，也发挥过一点文学启蒙的作用。

第二类则是灰皮书，色皮书。这是中国出版界持续四十年的一系列奇葩出版物。从五十年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开始，所有的单行本都没有个性化的装帧，或灰白，或灰蓝，或灰黄，只注明作者和署名；文革后出现了哲学、经济、史地……橘、绿、黄、蓝、赭等不同的封底色，乃至黑皮书（张国焘、王明和中共叛徒著作）。汉译丛书原是介绍马克思以前的学术文献的，后来也扩大了范围。最早的灰皮书《斯大林时代》揭露了斯大林统治下的饥荒和党内清洗等惊人的历史。不由得令人想起中国的三年饥荒和文革现实。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初心”是想用出版苏联的文学和政治读物中文版以推动批判苏共修正主义的斗争。却不料这些具有人性化描写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优秀作品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青年。

从抄家书刊中可能获得一些绝版的《金瓶梅》、《基督山恩仇记》之类的繁体书籍，其中的古典知识和奋斗精神各有千秋；但是从一些干部家庭流传出来的灰皮书则更富有思想性和现实意义。具有强烈现实主义传统的俄苏文学作品，《怎么办》、《罗亭》、《死魂灵》、《安娜卡列尼娜》和《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具有强烈的个性解放感召力，苏联作家的现实主义比中国作家更加大胆而直白，敢于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后果，敢于描写现实中的干部特权，讴歌了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伟大（南斯拉夫吉拉斯的理论专著《新阶级》，思想很尖锐，但发行量极少）。欧美经典文献的基本主旨总是离不开以人为本的普世价值。从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到柯切托夫的《州委书记》和《你到底要什么》，从卢梭的《忏悔录》、洛克的《政府论》，到科恩的《常识》和汉弥尔顿等人的《联邦党人文集》，其中的人道精神和权利意识都提醒读者，我们是人，有人的尊严，更有人的权利。

这些令人觉醒的思想振奋过许多知青的精神，为文革结束之后的思想解禁和改革开放做好了热身铺垫。知青中涌现出了多名作家，恢复高考之后不少知青考上了大学或研究生，或者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进人物。蓦然回首，都能从当年阅读禁书的热潮里找到发奋努力和振奋思想的萌芽和火花。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社会逐步接受人权概念，接受普世价值，提倡以人为本，也应跟当年知青一代的思想启蒙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因果关系。一个民族长时间地遭受严酷的禁锢诚属不幸；然而当中竟有一段时间发生了数百万知识青年同步认真读书的暗潮，不能不说也是不幸中的大幸！

不过，千万不要产生误解，以为那时候有什么“读书无禁区”的自由。关于十月革命的书仍然是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关于苏联历史的书仍然是《联共党史简明教程》。这本史书是斯大林体制的百科全书，是篡改历史和个人崇拜的大杂烩，马列教条主义哲学的标准版。

由于中共的反修斗争，才让中国人读到了如赫鲁晓夫的《二十大秘密报告》和《一个人的遭遇》等小说。

对于中国历史，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钱穆的《国史大纲》和余英时的《历史与思想》都不可能进入国人的视野。读书的范围基本上仍然笼罩在五十年代禁书监控的氛围之内，所不同者，就是文革的混乱突破了一点党内所谓“内部阅读”的范围，让一大批知识青年接触到了较多的内部读物，灰皮书和色皮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