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16日，溫支聯等組織舉辦大型遊行與集會，逾500人參加，聯手加國其它大城市，共同呼籲制裁中共、營救香港手足。 （邱晨／大紀元）【2020年09月21日】一位文質彬彬的香港年青人，飛離了充斥著催淚彈煙霧和淒厲警笛聲的都市，踏上了加拿大的土地。
阿謙，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離開那昔日被稱為“東方之珠”的都市的抗爭者。因為太愛撫育他的故土、而被迫背井離鄉，阿謙知道，自己護照上雖是旅遊簽證，這趟旅行也許沒有歸期。
和平訴求面對流氓暴力 香港人被動改變的心路
2019年的夏天，注定是個不同尋常的夏天。林鄭政府強推送中條例，引發了香港社會史無前例的抗爭。
當阿謙與成千上萬普通香港民眾自發走上街頭、反對送中條例的時候，一切是如此的和平、理性。當一百多萬、兩百多萬香港民眾平和、堅韌、井然有序的遊行場面，被各路媒體直播傳送到世界各地的時候，無數人的心靈受到震撼。
與港人和平抗爭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林鄭政府和中共政權的冷酷和殘暴。漠視民意、踐踏法律，一次又一次地突破底線，使用流氓暴力手段無下限地荼毒百姓，林鄭政府的暴行激起民憤，從稚齡幼童、莘莘學子，到社會精英、銀髮一族，越來越多的的香港民眾走入和平抗爭的隊伍中。
隨之而來的暴力鎮壓，打破了港人和平的抗爭局面。從胡椒噴霧、揮舞的警棍，到如雨般落下的催淚彈、噴射藍色水柱的水砲車，以至出動真槍實彈的鎮壓。耳邊不時傳來令人揪心的被跳樓、被浮屍、被失踪、被強暴的消息。
曾令港人引以為榮的香港警隊，不知不覺中墮變為凶狠殘暴的黑警。警暴升級催生出“勇武派”的抗爭。
“我不是一個會主動攻擊的人，我的所有行為都是保護自己和身邊的人，我絕對不算勇武派。”阿謙說，“其實不管是’和理非’還是’勇武派’，他們的行動經常是處於一個很被動的狀態。輪不到你自己做選擇的。”
“你被別人打時、能怎麼樣？你被催淚彈射到身旁、又可以怎樣？那種情形下，是沒有什麼’和理非’或’勇武派’的，你只能自己保護到自己，就是這樣一個選擇。”
“從開始時的一般參與者到最後變得更加積極主動，這是一個很典型的香港後生仔的被動變化過程。比如當初有胡椒噴霧，就用保鮮紙；有催淚彈就戴防毒面具；到了後來有子彈了，就要找一些東西去抵擋了。”
“其實是慢慢地，被迫的改變。抗爭主流的所有人，無論家庭主婦或者鄰居大叔，他們都是被迫應對，見一步走一步，我也是一樣。”“唯一沒有變的就是對言論自由，人生自由的訴求。”
唯一不變的追求
談到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參與香港的抗爭，阿謙說：“中學生的時候開始的。我印像中是穿著校服的。”“從反國教開始，到2014年的雨傘運動，再到反送中，其實我一直都有參與的。”
“就我個人來講，跟我小的時候反國教那樣，覺得有些東西不對，立法會又阻止不了，所以就要用遊行的方法去嘗試改變。”“當年唯一能夠發表聲音的方式就是遊行集會。在林鄭以前的時代這種行動對政府是有壓力的。”
阿謙解釋，其實香港人所追求的東西從1997年主權移交開始就沒有變過。香港一直以來的抗爭模式都是集會、遊行。到了反送中的時候，因為警察使用的暴力越來越過分，所以慢慢演變成了後來這個狀況。現在已經沒有了我們原來講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之前所說的三權分立，其實現在官方已經否定了。它說沒有三權分立，只有三權分工。
對於一個民選的政府來說，傾聽民意是執政者得以立足的保證。但對獨裁者而言，那是一種威脅。阿謙說：“我這裡只想講香港政府，如果要說共產黨就有太多東西要說了。”
理解並不容易
抗爭之路充滿艱辛，面對的壓力不但來自於外部，也有來自家庭的。阿謙記得曾看過對一個在香港很有名的烏克蘭媽媽的訪問，當問她如果孩子上街抗爭她會怎麼樣做時，那個媽媽說會跟孩子一起。
可惜阿謙父母不是這個態度。他們對阿謙的做法不理解。 “我父母很明顯的就不是抗爭派，典型港豬、甚至是藍絲，他們貪圖安逸，吃、玩、睡、供樓，每日重複著這些。”“港豬”，是香港俚語，代指只求自己生活安逸，對身邊社會問題不聞不問，甚至對抗爭者冷嘲熱諷的香港人。
阿謙說，“他們那一輩子沒有事，但是現在可能是我承受，將來或者是我的子女承受。”
阿謙當時曾跟他們一起看無線台的新聞，一段一段地跟他們講。 “我跟他們說，你接收到一些什麼資訊，那你就應該用你們的大腦去思考。很簡單，如果有一個政權逼迫你接受洗腦教育，逼著你文質彬彬的兒子要’著草’（流亡）的，你想想這個政權到底有沒有問題？這個是我留給他們去想的一道思考題。”
堅持會有犧牲
對強權、暴政的抗爭是不會一蹴而就的，阿謙對此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
他說，“如果上街可能會被子彈打死，有機會被警察跟踪、扔到海裡去，有各種各樣的生命危險，或者蒙面法和國安法的白色恐怖。”“當抗爭的成本或者抗爭的代價到了一些港人接受不了的程度，一些人會選擇閉嘴、退縮，選擇不繼續，不去捍衛自己的自由。”不過，阿謙身邊也有很多人是由不理不睬、冷感變成積極的。
阿謙覺得自己不是“勇武派”又不是“和理非”，算是“中間派”。慢慢地，“勇武派”都被抓了、離開了，慢慢地他們這些“中間派”就變成最前線的了。
他感到，整個香港的大環境正在轉變，一時還很難說是變好還是變壞。目前看好像是變壞了，因為他感受自己在香港的朋友慢慢開始自我審查。阿謙對此表示理解，“我也有想過，如果我也是這個狀況，活生生還在香港，我會怎麼選擇呢？”
不過，阿謙說自己不願走中間路線，不願意會繼續留在香港埋怨但又不敢行動。 “我要么就繼續留下來以我的方式來反抗，要么就走。”
阿謙表示，“我深深地明白不是每次抗爭都會成功，但每一次都會有犧牲。其中我繼續走下去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如果你現在不做那將來你的子女就會承受。”
“你現在說我走了，或者我就忍辱負重、屈服吧。萬一你的兒子到十幾歲的時候忍不住了，那是不是要你的孩子去承受呢？這應該也是很多上了年紀的人的心聲。你想如果他都是40、50歲了，是收成期，那他為什麼還要出來參與呢？是因為他怕他的小朋友、或者怕他的孫子輩要面對這些。”
亡命天涯和自由的代價
阿謙以前從未想過，自己竟然也會有亡命天涯的一天。
阿謙說，選擇離開有幾個原因，最主要是他不認為現在的香港還有司法公正，而且他覺得人身安全受到威脅。 “我相信我的名字和各種個人隱私信息會被藍絲、警方、或者是媒體拿到放到網上。也許我上街會被人拖到後巷去打一頓，或出現其它的危險，你是永遠不會知道的。”
他的另一個擔心是因為他的繼續存在，很可能會危及到家人。他很清楚自己的性格，如果留下來一定會繼續抗爭。阿謙覺得，與其留下來等死，又有一個相當不明朗的刑期要面對，而且又做不了任何事情，何不用另一個方法去延續自己的生命和理想？而逃亡這個方法，他相信是一定比他在香港坐完牢出來再繼續做快很多。
自由是有代價的。阿謙的最大意願是要保護香港原來有的東西，付出的代價卻是流亡海外。 “在離開的那一刻我已經有相當的覺悟，我以後可能再也吃不到阿媽煮的食物，或者見不到阿媽那些東西，回不到阿媽住的那條街了。”話語中流露出難捨的哽咽，“我已經有心理準備了。就算我有60、70歲的命，都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香港了，我OK了。”
其實阿謙內心是很矛盾的。 “我很愛香港這個地方，但是我對她的留戀已經不多了。”他愛香港是因為他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同時接受了西方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 “因為我們沒有文革，我們是傳統的中國人，比在中國大陸的更加傳統，也受到很多西方的影響，所以我們跟大陸的中國人是很不一樣的。我喜歡香港的地方就是有一群這樣的人聚在一起，有六七百萬人，這是我喜歡香港的地方。”
匯聚每一份力量 呼喚良知
鑑於日益嚴峻的香港局勢，加拿大的國會議員，如有香港背景的趙錦榮、關慧貞等都在多種場合呼籲加拿大政府盡快出台應急方案解決落難港人的燃眉之急。 9月10日，身為聯邦新民主黨（NDP）移民、難民及公民事務評論員的關慧貞，再次提出緊急呼籲並提出了具體的建議。
目前在加拿大，除了那些有正義感的政要和支援港人的各種民間團體不斷地在呼籲、催促加拿大政府從政策、行動上給予港人人道救援外，還有許多有正義感的來自香港、台灣和大陸的華人，以及本土西人和其他族裔民眾，都在為港人大聲疾呼。
阿謙覺得，匯聚每一份力量，就能夠真正幫助有需要的香港人渡過難關。例如請嘗試伸出援手，可以作為朋友，或者提供工作機會。同時還請保持熱度，就像關注重要新聞那樣，保持對香港問題和局勢的關注。這也是對流亡者和香港民眾的有力支持。
嚴懲罪魁禍首
當今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支持制裁侵犯人權者的呼聲正日益高漲。在加拿大，保守黨的新黨領奧圖爾（Erin O’Toole）已經明確表態，如果有機會執政：一是要幫助港人；另外是抵制中共，要用《馬格尼斯基法案》懲治侵犯人權的中港官員。
阿謙表示，“就加拿大而言，嚴懲侵犯人權者是絕對正確和必要的。加拿大的核心價值是追求民主自由、尊重人權、走民主道路。如果加拿大政府明知有侵犯人權、自由的事情發生，還跟侵犯人權者做生意，或者是還給予那些政府官員的子女和家人加拿大人的身份，還讓他們享用加拿大人的資源，又不實施制裁的話，就是偽善。很多中港官員在加拿大有很多物業資產，怎麼可以一方面在這里高舉民主自由的旗幟，但另一方面又跟這些人做交易呢？這是完全不合邏輯的。”
（轉自 大紀元）
責任編輯：康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