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10日】汉武帝刘彻，四岁封王，七岁封太子，十六岁荣登大宝，成为西汉的第七位帝王。经过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汉武帝所接管的国家，是一个经济富裕、实力蒸蒸日上的年轻国家。年轻而又才华横溢的汉武帝，显然并不愿做个太平治世的清闲皇帝。
公元前140年，是汉武帝即位的第一年，后来被武帝君臣定为“建元元年”。汉武帝确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号，开皇帝定年号之先河。建元，就是建立新的纪元，昭示着宏业的开端。汉武帝做出这样前无古人的创举，是不是表明当时的他，正在为大汉帝国勾勒一幅宏伟的蓝图，并打造一个伟大的时代？
汉武帝深知，要想实现自己的雄才大略，一定要有人才做基础，要广用贤才来推动自己的新政。因此即位后，他马上下诏命令全国官吏向中央推荐敢于进谏的贤良方正的人才。此次选拔不设门槛，只求真才实学之人，而其采用的选官制度正是汉初至隋朝的“察举制”的前身，即通过考察推举选拔官吏。
汉武帝的诏令下达后，各地贤士纷纷上疏自荐。在即位九个月后，汉武帝召集甄选的百余人，展开著名的对策会议，也就是皇帝提出有关治国方面的问题，其他人用文章的形式作出解答。汉武帝连下三道制书，第一道制书就开宗明义告诉大家：“朕继承了先帝最崇高的地位和最美好的德行，要将它们传至无穷，这项任务巨大，职责重要。所以广邀各地贤良、德高、博学的人才，希望能听到治国安民的大道理。”
接下来，汉武帝提出一系列问题，表达了他对这个国家寄托的理想目标。这时，有一位名叫董仲舒的儒生脱颖而出，作出著名的《天人三策》，促使汉武帝作出登基以来的第一项重大举措——尊崇儒术，奠定了儒家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主流地位。
天人三策
才华横溢的董仲舒，是公羊派《春秋》的大师，三十岁时就四处讲学，声名极盛。他也是这次推荐考试中的第一名，因此进入了“皇帝提问环节”，即“对策”环节。汉武帝对董仲舒进行了三次策问，董仲舒以三篇策文应答。因为汉武帝这三次策文都与天道、人伦有关，因此董仲舒的三篇策文被称为《天人三策》。
汉武帝和董仲舒的三次问答的内容，详细收录在《汉书》中，篇幅很长。概括来说，汉武帝提出的问题分别是：第一是如何恢复上古时代的王道，也就是巩固政治的根本道理；第二是治理国家有没有一以贯之的准则，也就是询问治国政术；第三，询问天人感应与当今政务的得失。这三个问题都很大，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但是董仲舒条理分明，一一作出解答。汉武帝的反应是，读第一篇就认为他不是一般人，策问结束后充分肯定董仲舒的才能，任命他做易王刘非的相国。下面我们来看看董仲舒是怎么回答的。
董仲舒在三篇策论中，主要提出三大关系：
一是天人关系。人受命于天，君权神授。天子治国有道，天降祥瑞；治国无道，天降灾害。所以上天有仁爱之心，天子也应该顺从天意，广施仁德。
二是命、性、情的关系与教化问题。命，来自于天；性，是人生来的资质；情，是人的欲望。人的寿命长短、品德高下，是可以通过教化来熏陶的。
三是德与刑的关系。德为阳，主升；刑为阴，主杀。天子应当任德而不任刑。
因此，董仲舒提出五个要点，作为治国的大道：
一是新王改制。董仲舒认为，当一个王朝出现更迭，新皇帝就是“新王”，就应该改变王朝的制度和仪式，首先从更改历法、崇尚的颜色开始。原因在于“君权神授”，王朝的更迭取代乃是天意，非人力可以改变，皇帝的权力也来自上天，是命中注定要来拯救苍生的。因此，新王朝改变制度、仪式，是顺天意，开启新时代的象征。
二是“大一统”，即统一天下。这其实与汉武帝渴望平定匈奴、实现天下的“大一统”的理想不谋而合。
三是“兴太学，举贤良”。太学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兴太学”就是培养社稷人才。“举贤良”则是广纳天下贤才。董仲舒建议汉武帝每两年便向天下征召人才，并将这项举措规范化、制度化。此建议对于求贤若渴的汉武帝来说，亦是一拍即合。
四是“尊儒”，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认为，天下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只要读“六经”就可以了，没必要读其它的书。因为思想是最难统一的，诸子百家各有各的思想，难以达到统一。没有统一，国家的法纪制度就无法统一，天下人也就不知遵从什么。所以，如果国家选择儒学作为正统来教育百姓，禁绝其它的思想，这样天下人的思想就可以统一了，法纪制度也就统一了，人们也就知道该遵从什么。
五是“更化”，即改革。董仲舒认为改革对于一个王朝来说非常重要，汉朝自建立以来，虽然希望发展壮大但却没能如愿的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改革。
新政受挫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与汉武帝的政治理想不谋而合。其中的“尊儒”思想，更是让汉武帝跃跃欲试，准备大刀阔斧地推行尊崇儒学、维护皇帝权威的新政。
汉武帝从官员任免着手，起用一批奉行儒学的臣子。西汉时期位列三公之首的丞相的权力很大，因此任命丞相事关重大。所以，汉武帝首先废去了遵循黄老政治主张的丞相，也就是自己的老师卫绾，其后任命祖母窦太皇太后的侄子窦婴为相，自己的舅舅田蚡做太尉，掌握军权。这两人都喜好儒学，一方面符合汉武帝尊崇儒术的政治方针，一方面汉武帝可以借助二人巩固皇权。
汉武帝还以隆重的礼节去请天下最有名望的儒学大师申生，询问天下大事。为了避免颠簸，汉武帝让人在车轮上裹上蒲草，这就是历史上“蒲轮安车”典故的由来。申生入朝后，开始担任朝廷顾问。他的弟子王臧、赵绾也受到重用。汉武帝又在尊崇儒学的官员们的建议下，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建立上古的明堂，以儒家的标准规定婚丧嫁娶、诸侯朝觐制度；命令居住在京城的列侯们回到封地，拆除诸侯国间的关卡；纠察窦氏外戚及权贵们的违法行为；为反击匈奴做准备。
深宫里的窦太皇太后这才发现，曾经以黄老之学治理国家的大汉朝廷，悄然改变了方向。她疼爱的皇孙，带着年轻人的果决与锋芒，一改历代先帝无为而治的治国传统，成为儒家学说的大力推行者，这让崇尚黄老的太皇太后很不满意。不但如此，汉武帝的举措触动了窦氏外戚及权贵们的利益，太皇太后满耳朵听的是这些人诉苦、告状的声音，他们称汉武帝破坏祖宗制度、扰乱朝纲。
更让太皇太后不能容忍的是，王臧向汉武帝提出，太皇太后不应再干涉朝政。太皇太后闻讯后震怒。一方面，她命汉武帝革除王臧、赵绾等人的官职；另一方面，她还要求汉武帝废除了刚刚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罢免其任命的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蚡，并任命太皇太后宠信之人接替这些重要职位。
汉武帝虽然贵为天子，但毕竟年轻，而且汉朝崇尚孝道，汉武帝也不想违忤祖母的意愿。在窦太皇太后去世前，汉武帝认同废除所有新政，朝廷政务时时向太皇太后请示，也没有重用儒生。盛极一时的建元新政，就这样被暂时搁置了，尊儒的治国与文化主张也受到了冲击。那么，汉武帝和窦太皇太后为什么会因为某种思想的分歧，出现这么大的矛盾呢？
汉初背景
这与西汉六十年来的社会现状有关。汉初，经历了秦二世的苛政与楚汉争霸的战乱，整个国家面对的是田园荒芜、经济凋敝的景象。当时的汉朝有多萧条呢？《汉书‧食货志》中说，天子配备不起四匹纯色骏马组成的车驾，将相只能乘坐牛车，在民间，百姓无地耕种，家无余财。遇到荒年，一石大米要花五千钱，大家买不起大米，就只能人吃人，有一半百姓死于饥荒。
面对社会亟待恢复和发展的需要，黄老之学就顺应天意民心，成为汉初执政者的治国理念。黄老之学是道家流派的一种，它的核心观点是“无为而治”，认为君主实施的政策会破坏社会自然形成的秩序，以至危害天下，所以君主应当效法自然，让百姓自由发展。就像老子的《道德经》中说的“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汉高祖自入关以来，约法三章，废除秦律，开国后更下令，从天子到王侯都奉行节俭，并降低赋税，与民休息。这些都奠定了无为政治的基础。
因而，高惠文景四朝，一直延续着重农息民、恢复发展的国策。汉文帝以节俭爱民著称，经常有减免田租之举，汉景帝还确立三十税一的田租制。这种无为而治也扩展至思想文化领域，朝廷崇尚黄老，也不排挤儒学在内的诸子学说。因而在黄老之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其它学术思想也在自由发展。
历史证明，早期的黄老之学是成功的，汉朝国力迅速恢复，出现了“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期，国家已经相当富庶。《史记》中说，当时官仓里是新粮压旧粮，钱库里的钱数不胜数，多得把串钱的绳子都扯断了。街巷中，许多百姓丰衣足食，有自己的马匹，田野中更是牛羊成群。窦太皇太后也很崇尚黄老，在宫廷中大力推行，要求皇子、皇孙乃至窦氏外戚都必须熟读《黄帝》《老子》。
汉初的国力恢复，并不能掩盖社会问题，这也是黄老之学不能解决的。《汉书‧食货志》中说，在汉武帝初年，“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也就是说富豪之家依仗法律宽容和手中的财富，肆意兼并土地、横行地方；宗室官员争相奢侈，车马服饰都超越了等级界线。
西汉内外交困的政治军事危机也不容忽视，内有诸侯割据，外有匈奴侵犯，严重威胁着大一统王朝的格局。由于国力的衰弱，历代帝王都采取妥协、守成的策略，无法根治这些问题。汉朝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皇权，来扫平这个国家的所有阴霾，变成真正的大一统盛世帝国。
因而，到了汉武帝登基时，这位意欲有番大作为的年轻帝王，对待有着更加积极的入世态度的儒家学说，产生了浓厚兴趣，尊儒的文化潮流应运而生。
沟通西南
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年登基，窦太皇太后于公元前135年去世，在几年里，汉武帝的新政受挫，他却做了两件对外影响巨大的事情，一件是派张骞出使西域，一件是巧妙救援南方的东瓯国。
大家都知道，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但他出使的初衷，是汉武帝为抗击北方匈奴而做出的决定。汉初以来，匈奴人侵扰边境，杀死边民，抢掠财物，是汉朝最大的边患，也是汉武帝统一华夏的巨大障碍。汉高祖刘邦曾经和匈奴军队作战，结果刘邦被困，险些丧命。此后，汉代皇帝都不敢贸然对匈奴出兵，一方面采取消极防御政策，一方面采取和亲与馈赠的方式，安抚匈奴。
一个偶然的机会，汉武帝从匈奴俘虏处得知，西域有一个大月氏国，曾受到匈奴人的压迫，国王也被匈奴人杀死。为了摆脱匈奴人的奴役，大月氏人一再迁徙。汉武帝就有了远交近攻的想法。可是，没有人知道大月氏国在什么地方。于是，汉武帝下诏令，招募能担任出使大月氏的使者。最后，他精选出一百人，作为使团成员，并任命守信义、有勇有谋、口碑极好的张骞作使节。
张骞，原在宫中担任郎官，他擅长骑射，了解匈奴的情况，与汉武帝一样，他也主张武力回击匈奴。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和随行一百多人从陇西出发了，踏上汉朝寻访西域之旅。前途漫漫，没有人知道未来将发生什么事情。
没想到，张骞刚走到河西走廊，就被匈奴人抓获，之后和汉朝失去了联系。他是生是死，是投降还是被监禁，都无人知晓。而在张骞出使的同一年，建元新政夭折。此时，匈奴再度要求和亲。由于张骞一去杳无音讯，汉武帝在没有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前，满足了匈奴的要求。不过，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之举，已经为实现自己的宏伟抱负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建元三年（前138年），南方的闽越国围攻东瓯国，东瓯国派人向汉朝求救。因为汉朝东南福建、浙江地区一共有三个小国：南越国、闽越国和东瓯国，是秦朝时少数民族越人的后代。汉景帝时期，吴楚七国叛乱，东瓯国国王骆望贪图小利，派遣军队加入了吴王刘濞的叛军。
叛乱失败后，刘濞逃到东瓯。汉景帝派出使者谈判，只要骆望交出刘濞，就赦免其罪行。骆望为自保刺杀刘濞，他的儿子刘驹逃往闽越国，并借机怂恿闽越国国王扩张领土，进攻东瓯国。东瓯难以抵抗，向大汉求救。
这对于汉武帝而言，确实是个难题。这是因为如果发兵东瓯，必须得到窦太皇太后的允许，而奉行“无为而治”的太皇太后很可能反对用兵。心怀大志的汉武帝明白，如果这次不能解救东瓯国，就无法在各国树立威信，将来更不能镇抚万国，于是想出一个折衷的办法。
汉武帝派大臣庄助到当地，调动当地驻军对付闽越。庄助一行带着汉武帝授予的代表权力的节杖赶到了会稽，向当地最高长官宣读了皇帝的命令。闽越王听说汉武帝派大臣来到了会稽，迅速撤回了军队，东瓯国的危机解除。之后，东瓯迁徙到长江和淮河之间的地区，正式成为了大汉的臣民。
汉武帝成功救援东瓯国，使其在朝廷内外树立起了威信。尽管这几年汉武帝志向难伸，但是他显露出的魄力和谋略，让人刮目相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