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之聲2020年10月19日】（本台記者林秀宜採訪報導）中共習近平上週在深圳特區建立40週年慶祝大會上，力捧深圳開革開放成功，貶低香港。不過熟悉中國事務的香港時評家劉銳紹列舉深圳七大方面政策失敗，批評共產黨只講錢，政治及行政體制改革不僅乏善足陳，而且走了回頭路。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星期三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週年慶祝大會講話，近一小時的講話，習近平至少七次提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又說深圳是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引擎，又強調要促進大陸與香港融合發展。同時鼓勵更多港澳青少年到大陸學習、就業、生活。
當年曾參與部分深圳改革的香港著名時評家劉銳紹直言深圳改革並不成功，很多政策胎死腹中：“深圳這麼多年裡面的政治，以至行政管理，以至認識形態，這幾方面有沒有改進過？沒有。甚至有一些是本來冒了頭出來，到最後都是被自己，包括被中央高層殺了。實際上是否一隻跛腳鴨，一條腿走路？”
他列舉深圳七大方面政策的失敗。首先深圳剛剛開放改革時，曾搞過一個像香港電台《城市論壇》的“鵬城論壇”，也是透過直播，讓百姓可以發表意見：“如果這個模式繼續發展下去，最低限度可以平衡民眾的聲音，減少一下社會怨氣，這個叫做社會安全閥”。但後來，官方認為難以控制便沒有了：“就是因為它覺得這個意識形態仍然是牢牢掌握，所以沒有了，好像香港城市論壇那樣。”
第二是，深圳曾經試過公開招聘領導層的公務員，他說以往僅是低級公務員公開招聘，但很快又不施行：“但是很快又不行了，又覺得這樣的做法來講，第一，可能當選的人是安排的，不是哪個皇親國戚，或者哪些有任務需要，你透過一個所謂競爭上崗那一場戲，實際上是保證自己人上位，當選那些人會不會自己不憤爆出來呢？後來發覺不行了，這個競爭上崗、公開競爭不行，於是又沒有了。”
第三是，深圳曾經嘗試“三分制”類似香港的三權分立。劉銳紹說：“這個在2001年，已經開始嘗試，只是嘗些。2003年又有、2005年又有、2007年、2009年都先後有不同的人拿出來，政府的階級嘗試過一些，但到最後不行。”
他說，當時深圳市長於幼軍相當開放，公開宣布行政權、監督權及執行權分開：“但是這一個嘗些之後，沒多久有關方面便覺得這樣我們很難管的，到最後又沒有了。”
他解釋，因為“三分制”需要法律的配合，“如果在國務院那裡，有一個法制局，就是地方有些自己立法，要送去中央，然後中央看看你這個地方法律有沒有與中央的全國性法律有矛盾，如果有矛盾或者覺得有利益衝突的話，它會辦掉這個地方的法例。結果這個三分製到最後，深圳願意，中央不願意，就是這樣。”
第四是深圳曾有領導層與市民對話，也是時任的深圳市長於幼軍突破出來的，於幼軍在網上看到有批評的意見，直接約網民對話，他說：“結果，這一種做法呢，引起國內其他城市的效法，杭州馬上出現了就是市長在電台裡面每個月都有一日坐著，不是正的市長都不到的市長坐在那裡聽，跟大家對話。做戲也好，怎樣也好，打上來的電話最終怎樣也好。大家會發覺真的講到一些問題，慢慢慢慢擴大了，結果又是對到高層“這樣不行”，這樣全國效法的時候，牢騷越來越多，作為地方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怎樣管？到最後這個市長對話，又沒有了。”
第五是，隨著深圳的經濟發展也出現勞資糾紛，於是深圳政府曾嘗試用“三疏政策”，他解釋說：“第一個疏是’疏導’，你有什麼問題，政府派官員出來，與你對話，疏導你，或者解釋給你聽為什麼會這樣，可能疏導完之後，大家各讓一步解決問題。第二個疏是’疏通’，疏通就是大家都不知道問題在哪裡，但是相關部門找來，大家一起通氣，疏導一下。如果可以解決到就解決，解決不了就製造條件解決，這個就是疏導之後疏通。第三個疏，香港都做不了，深圳當時一剎那做到，叫做’疏離’，即是很多人去政府部門，或者請願，那些人慢慢聚集，你請願完之後，可能都累了，它用車送你走。”但後來的領導認為，這樣“太難管了” ，於是“三疏”不再。
第六是，深圳是中國兩大股票市場之一，當年趙紫陽年代，允許地方立法可以先於中央的立法，他說：“這一件事是好的，因為你要等全國都有然後才立法的，全國有時會有全國性，各個地方有股票市場？你要等很久。所以當時不叫做證券法，叫做證券條例，於是便做了。”
但是這個做法，六四之後就沒有了，劉銳紹說：“覺得你這樣地方立法，到最後米已成炊再給中央，如果中央辦你又不好。結果這個地方立法，先於中央立法這個做法呢？後來又不鼓勵。”
第七是，深圳前海區本想發展類似香港的金融業務，他說，前幾年習近平曾公開講：“前海要發展作為金融區，服務創新地區，於是講明前海裡面有些制度，包括法律都要克隆香港，即是引進和效法，用香港那一套，包括香港一些法律。當時大吹大擂的，結果呢？這個政策研究了，都未正式出籠，未正式拿出來，大家便發覺突然間消聲匿跡了。”劉銳紹以當年時任特首董建華講8萬5居住房屋計劃為例：“人家不問他都不會說沒有了。現在這個在前海，同樣是這樣，所以你現在不停說深圳要金融改革，取代香港等等。前海這個例子已經令人沒有信心了。”
劉銳紹直言，以上例子說明深圳原本可以向前走，但是共產黨害怕失控，將很多有好處的政治管理的體制改革，都取消了。這也證明共產黨只是講錢：“鞏固他的金融、錢及管理以至控制，鞏固他的政治、政權，但是其他的政治改革，有利於民生，或者平衡民間與官方權力改些來講，它不單些不搞，還要扼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