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4月06日訊】有190多個成員國的國際刑警組織，近年來發布的「紅色通告」已成為中共等專制政權打擊異見人士的工具。該組織近日修改「紅通令」發布的程序，使之更透明，避免被專制者濫用。但分析認為，此舉仍不能完全保護「持不同政見者」在庇護國不受追捕。
法新社報導，國際刑警組織每年發布13000多個紅通令，其中有些被指是某國政府出於「政治動機」或「濫用」紅通令，來追捕本國逃亡海外的反對派人士。
位於倫敦的「公平審判」（Fair Trials）指控國際刑警組織，被一些獨裁國家利用向本國政治反對派發紅通令這些國家包括：俄羅斯，中國、埃及和土耳其等。
據該組織介紹，由於政治原因被紅通令追緝的案例，包括已加入德籍的維吾爾族異議領袖多裡坤-艾沙（Dolun Isa），此人曾長期遭中共的紅通令困擾。
埃及人阿卜戴拉提夫（Sayed Abdellatif）因在本國受酷刑迫害，2012年他流亡澳洲，要求避難。但開羅通過國際刑警組織對其發出紅通令，導致他被關難民營5年。
德國人秘書長Jurgen Stock於2014年啟動了名為「流亡者政治」的改革，建立新的檢查機制。然後國際刑警組織重新審視控制紅通令的機制，使之更加透明。仍不能完全保護「持不同政見者」在庇護國不受追捕。
玻利維亞律師Mauricio Ochoa Urioste在本國被判處9年徒刑，逃亡烏拉圭的案例，開啟外界對國際刑警組織內部的質疑。
事實上，國際刑警組織「紅色通告」是一個為逮捕、遣返逃犯而設的警報系統，並非國際通緝令。國際刑警組織各成員國都可申請發布，也可以自行決定如何應對。
然而中共多次使用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通知」在海外進行追逃，黨媒也常把「紅色通知」稱為「紅色通緝令」。
2016年11月，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當選為國際刑警組織主席，讓外界極為震驚。2017年第86屆國際刑警組織年度大會在北京時，中共強調要推進國際合作。外界斥責這是邪惡力量對文明世界的侵蝕。
一些人權組織認為「紅通」發布系統黑箱作業，已成為中共國家恐怖主義的外延。
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中文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將國際刑警組織稱為一個「臭名昭著的不透明組織」。
他表示，該組織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共國家恐怖主義的一個外延，延伸到了西方國家。中共的手也已經伸進世界最大的國際組織——聯合國。
理查森的團隊花了一年多時間，來記錄中共官員和外交人員如何騷擾聯合國人權專家，讓他們不要去提有關中共的負面資訊。
2018年1月「人權觀察」發布的報告說，外界無從知道國際刑警組織近年來應中共要求發出過多少紅色通告，有多少人的通告至今仍然有效，因為很多人並不知道自己已經上了紅通名單。
旅加作家盛雪表示，中共要發放一個紅通名單，要出50萬美金，拿掉一個名單也要出50萬美金。但中共為了迫害當事人，不在乎這些錢。而國際刑警組織為了錢放棄了原則，中共成了它的大客戶。
曾代理過多起「紅通」案件的美國華府人權律師葉寧認為，紅通通緝令是中共把「北京模式」向全世界擴張的一種方式。腐蝕外國的政府官員、到各地建立孔子學院來推銷中共的黨文化，收買各地的報紙電台等，也都是中共的擴張手法。
葉寧認為，紅通成了中共的打壓手段。真正的大老虎一個也沒有，很多都是小貪官、異見人士。
流亡美國的資深民運人士魏京生，2006年在瑞士日內瓦參加聯合國人權大會時，他和兩名助手因為上了紅通名單被警察扣押。
魏京生指出，國際刑警組織被中共控制已經很多年了，中共給了它大批的錢，其因此成為中共的一個工具。
總部設在英國的非政府組織「公平審判」的高級法律和政策顧問呂蓓卡·莎弗爾說，國際刑警組織的紅通問題，不僅是讓流亡者生活在恐懼和危險中，也讓所有190多個成員國成為這種騷擾的共犯。
總部位於法國的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成立於1923年，是聯合國以外最大的國際組織，目前擁有194個成員國。國際刑警組織發出的通報以七種顏色標示，最高級別為紅色通報，表示需要逮捕和引渡，紅色通報並不具備「通緝令」的法律效力。
去年，中共前公安副部長孟宏偉回國被中共秘密抓捕，之後辭去了國際刑警組織主席，為避免克林姆林宮的控制，國際刑警組織否決了俄羅斯候選人普羅科楚克（Alexandre Prokoptchouk）。（新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