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三年（639年），在大唐繁盛辉煌的时期，魏徵上了一封奏折，里面引用《道德经》中的一句话：“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是说知道它不困难，困难的是执行它；执行它也不难，难得的是善终。
魏徵意在劝谏太宗，坚持奉行德政，慎终如始。太宗英雄出少年，不到20岁就领兵作战，打下大半江山。在即位之初，他更是勤政自律，实行俭约无为、道德教化的政策，几年之内开创国泰民安的贞观治世。然而太宗并不满足于此，他一直思索着如何保障大唐帝业长久地延续下去。
这是一个自秦始皇起就被提出的重大命题。他说：“朕是始皇帝，后代从我这儿开始，称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传至无穷。”然而由于秦二世的残暴无道，秦朝早早灭亡，历朝历代的亡国之君也大抵如此。因而，即使身为天子，太宗依然居安思危，和大臣探讨、从历史取经，寻找保全国家的良策。
贞观五年，太宗对侍臣说：“居安不能忘危，治平不能忘乱。”这时，外族归顺唐朝，国中五谷丰登，盗贼不起，正是国泰民安的清平时期。太宗却不敢居功自傲，认为是文武百官鼎力辅佐的结果。他也说：“即使明知国家没有祸患，也要考虑如何有始有终。而且经常这样反复思索，才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年，太宗向大臣分享读史的心得。他发现，古时候的君王，很多都想为百姓做事，建功立业，但可惜的是不能坚持到底。比如刘邦，从一介泗水亭长起义，终结秦朝统治，成就帝王大业。但如果他再多当十几年皇帝，一定会贪图享乐而使国家变得衰败。因为他被宠妃迷惑，想要废掉恭谦仁厚的太子；残忍地对待开国元勋，谋杀韩信，把萧何打入大牢，导致其他功臣意图谋反。
太宗说：“汉初的君臣、父子之间竟然荒谬到这种地步，难道不是难以保全功业的证明吗？所以我不敢因为天下安定就掉以轻心，而是常怀忧患意识，用历史上的教训警戒自己，以此激励自己将德政坚持到底。”
贞观九年，太宗再次提出了“善始善终”的话题，希望君臣同心保大唐江山稳固。这样，数百年后的人读史书时，能够为唐朝创造的丰功伟绩而赞叹。他还列举了当时的唐朝超过千代功业的方面：
前代起于乱世的君主大多超过40岁，而唐太宗18岁征战，24岁平定天下，29岁登基称帝，武功方面远超古代；
天子登基后手不释卷，以史为鉴，施行仁政教化万民，社会上再现纯朴的民风，这在文化方面胜过古代；
周、秦以来，少数民族屡次侵犯边境，唐朝时他们大多归顺，这是在民族关系胜过了古代。
太宗因而感叹：“我何德何能，能够取得这样的功绩？既然已经取得这三个方面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治国基础，我们又怎能不善始慎终呢？”
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是，有的朝代出现君明臣贤的景象，他们却无法创造堪比上古圣王时代的盛世。贞观十二年，魏徵这样回答太宗：历代帝王刚即位时，确实以尧舜为榜样，励精图治；天下太平后，却开始放纵自己，骄奢淫逸，无法善始善终。大臣也是，起初受到重用时，他们追慕古代贤臣的风范，怀抱高远志向；等到荣华富贵时，就开始追名逐利，忘记了尽忠职守的责任。
魏徵认为：“如果君臣双方都不懈怠，铭记善终的道理，国家就可以实现无为而治，也能超越古人的功绩。”太宗称善，并且终其一生用古代圣王比照自己的言行，虚心纳谏，爱民如子，终于将唐朝经营成中华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
这是《贞观政要》末篇“慎终”的主旨。这部史籍以“君道”开篇，以“慎终”收束，告诫后世君主始于明君，更要坚持如初。这样有始有终的结构，也展现了作者精妙构思和良苦用心。
作者：柳笛
转自：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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