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叫周群，道县蚣蛽中心小学教师。身材高挑，憔悴的脸上依稀可辨年轻时的丰韵，只是那双很大的深陷的眼睛都如一潭冰封的湖水，叫人看着无缘无故地心酸。她说话的声音有些嘶哑，甚至哭泣都是嘶哑的、无声的。我在道县采访期间哭过三次，听她讲述自己的故事就是其中一次。这个女人，上头给予她什么样的力量，能让她活了出来？这不能不说是生命的奇迹。
她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似的，不厌其烦地说着：“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
我娘家的成份是贫农，按理“文革”我没事，只因为我父亲在国民党南京交通警察局当过科长，我就成了“反革命”子女。我是中师毕业的，毕业后分到道县山区洪塘营小学教书。在那里，我同蒋汉镇老师结了婚。汉镇是从部队转业回乡当老师的，他家庭成份不好，要不然也不会让他转业。
文革开始不久，道县搞清查阶级队伍，我俩被开除公职，回到汉镇的老家四马桥区大坪岭公社（横岭公社）小路窝大队土地塘生产队务农。
土地塘生产队在深山沟里，消息很不灵通，外面杀人的事，我们当时一点都没听到。1967年8月26日晚上，天也是这么黑，比这个时候还晚一点（她抬腕看了看表，时针指向9：30分），我已经带着三个孩子睡了。迷迷糊糊，猛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连忙披衣坐起来，还没等我去开门，门就被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明踢开了。他们冲进来。
“起来，起来，开会去。”唐兴浩喊着，声色俱励，完全不同于往常的样子。我感到凶多吉少，但还是总没有想到会杀人。我一边穿好衣服，一边对吓哭了的大儿子林海说：“在屋里带好弟弟妹妹，妈妈出去就回来。”
我被他们用棕索捆起拖到大队仓库边的禾坪上。这时，禾坪四周，有几十个拿着马刀、鸟铳的民兵把守着，打着火把，把村里的地富和子女圈在中间，一共十四个人。我爱人蒋汉镇也在里面，他是前一天晚上被抓的，早晨我给他送饭时，他还偷偷地安慰我：“放心，关几天就会放的，你在屋里带好小孩子。”汉镇看见我，挣扎着想过来。贫协主席张光松喝道：“蒋汉镇不老实，拿铁丝来捆住！”他们真的拿来了铁丝，几个人按着汉镇捆，铁丝都捆得陷进肉里，痛得汉镇直喊哎呦。火把下，我看见他额头上尽是鼓钉汗，心里痛得如同刀绞一般。
这时候，张光松又喊：“都走，都走，到区里去。”我还以为真的要把我们押到区里去，万万没想到会杀人的。我和汉镇都读过几句书，有点文化，也有点分析能力，我们万万没想到会杀人，只是估计最多是办一个集中营，我们觉得集中营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好好歹歹要把细伢子带大。我们这一辈子是完了，但是细伢子他们只要听党的话，好好表现，应当还是会有前途的。
接着就要我们走。正准备走，又听得唐兴浩说：“慢点子，蒋汉镇家还有三个乃崽，去几个人把他们带来。”我一听，脑壳“轰”一声大了，被捆的人中间没有一个孩子，为什么单要把我家的三个孩子带来呢？好狠心的唐兴浩，我们与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做得这样绝？记得头年我们刚回来时，汉镇见他家困难，还主动借了100元钱给他。当时的100块钱是很可观的呀……唐兴浩亲自带人跑到我家，把我的三个孩子连哄带拖，弄到了禾坪上。
孩子们被吓得呜呜地哭，直到看见了我，方止了哭，我这三个孩子名字都与《林海雪原》这本小说有关，因为我特别爱看《林海雪原》，所以8岁的大儿子起名叫林海，6岁的女儿叫雪原，4岁的小儿子叫林松。我一想，都送到区里去也好，免得他们留在家里，让人不放心。
在民兵的押送下，我们上了路。路很难走，天又黑，只有走在前头带路的民兵，有两支电火（手电筒筒），我们这里根本看不见，只管跟着前头的人走。因为我的手捆着，6岁的女儿雪原只好扯住我的衣角，8岁的林海背着4岁的林松，紧紧地跟在我后面，一路跌跌撞撞，也晓不得他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气，那幺小个子，背着一个人，还能跟得上队。走着走着，孩子又哭了，我被绳子捆得很紧，手上麻木了，心里很难受，头上直冒冷汗，还得拚命装做没事的样子，哄孩子：“莫哭，跟住妈妈，一会儿就到。”
这个路晓不得怎么那么难走。我的脑子里全是木的，只晓得走啊走啊……大约走了两、三里路，队伍停了下来，后来才知道是他们商量搞到哪里去，过了不久，队伍又移动了。
走到枫木山，传令我们都站下来。大家站好后，唐兴浩跳上一块石头宣布：“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许多被捆的人，顿时就瘫倒了。月亮这会出来了，惨白惨白。
民兵们围上来，用鸟铳、梭标对着我们。直到这时候，我才晓得他们要杀我们。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这可怎么得了，我们死了不要紧，我最割舍不下的是三个孩子，我们死了，谁来养活他们呢？
他们是要把我们丢硝眼，就是山上那种溶洞，又叫天坑。我们这一带到处都有，深不见底。
唐兴浩站在高处点名，点一个名，民兵牵一个过去，拖到不远处的天坑边处决。第三个点名的是我爱人。当唐兴浩一叫蒋汉镇时，两个民兵就像抓鸡仔一样拖起我爱人往硝眼边走。孩子们“爸爸、爸爸”的喊着，扑上去，被民兵凶神恶煞地推开了。汉镇已经吓懵了，像个木头人一样，一点反应也没有。我怕孩子被杀，连忙叫他们过来。这个时候，我心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孩子们的安危。
第四个是我们这里一个著名的老中医，叫蒋文凡，60多岁了，出身地主，但号脉治病很有名望。他死前倒很冷静，从从容容地向民兵讨口水喝。民兵说：“要死的人，还要喝水？”他说：“我临死喝口水不过份吧？从前砍脑壳，还要给三个热包子吃哩……”话还没说完，就被一个民兵，那是一个长期好吃懒做的单身汉，一铁棍打倒，拖了过去，扔到硝眼里。
我是第八个，民兵营长押我走时，三个乃崽又“妈妈，妈妈”地叫着哭得很惨。我见孩子们哭得伤心，就硬着心肠哄他们：“乖，听话，你们在这里别动，等妈妈，妈妈去一会儿就回来，带你们到外婆家去。”孩子们哪里相信，哭得更凄惨了。我到这时还心存一丝幻想，想着他们杀大人，可能不会杀孩子。我们要是不配合，害得孩子们跟着被杀，罪过就大了。于是我顺顺从从地跟着他们走到天坑边上。只觉得洞口凉嗖嗖，阴森森，寒气逼人，什么也看不见。
“跪下！”听得一个命令道。两个人按着我，我腿一软，跪了下来。接着只听得脑后有风声，一根硬家伙打在我的后劲颡上，我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后来，我被救出来以后，才知道打我的东西是那种开山打炮眼的钢杆，从此我的后劲根上落下旧伤，刮风下雨，就发损痛；平时也不能往后扭，连带得这个手也不能抬得很高。（她艰难地抬起右手，示意了一下。）
（最后，周群的三个孩子也被惨无人道地推下了天坑。这个硝眼里共扔了25人，其中小路窝大队17人，此前，枫木山大队已经在这里处决了8人。）
不晓得过了好久，我醒了过来，浑身散了架一样，痛得不行，刚哼一声，听到身边有人叫“妈妈”，我以为是到了阴间地府了。叫我的是女儿雪原。原来他们三兄妹，连同另外一个4岁的女孩也一齐被扔下天坑，因为下面已经扔了好多人，摔在死人身上，没死。后来，我听得当时在场的人说，扔他们几个乃崽时，情况也很凄惨。雪原看见哥哥被人扔下硝眼后，死死地揪着人家的衣服不放手，拚命地喊“叔叔、叔叔，莫扔我，我怕！”被这个人扳脱后，又爬着去抱那个人的脚哭：“伯伯、伯伯，莫扔我，我求你莫扔我……我听话。”最后，还是把她丢下了天坑。
听到她叫我，我的头脑一下清醒了，连忙背过手去，叫：“雪原，雪原快给妈妈解索子。”洞里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雪原摸到我身边，亏了她不简单，居然帮我解开了绳子。这时我身边的一个本家兄弟蒋汉远也苏醒了，他叫我：“嫂子，嫂子，快来救我。”我的手已经被捆得脱了臼，不能动，就用牙齿帮他咬开了绳子。解开绳子后，我要他赶快设法爬上去，找机会来救我们。蒋汉远当时只有十七、八岁，身子灵活，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爬出了天坑。看着他爬出了天坑，我心里松了一口气，心想这一下可能有救了。没曾想到，他一跑出去，就碰到大搜捕，吓得东藏西躲，没有办法来救我们。
洞子里分不清白天黑夜，估计是第二天，天坑上面有人不断地往洞里扔石块。我们这个硝眼，里面分了好几层，外头的人没下来过，晓不得。我们跌在上面这一层，要不然蒋汉远也跑不脱，结果这一层被石块打得松动了，一齐垮了下去，跌到了底层。在这里，我发现蒋汉镇和我的两个儿子都在，很凑巧，他们都没有死。我们一家人又聚集在一起了。这个洞底层，满是尸体，除了我们大队的外，早几天，枫木山大队也丢下来不少。
洞子里又黑又冷，我们一家人，坐也坐在尸体上，睡也睡在尸体上。我想就是地狱也不过如此吧！我爱人蒋汉镇是用铁丝捆的，解不开，我的手又不行，只好由他去。后来，他死也就是死在这上头。
又不知过了多久，小孩子开始闹水喝。可是在这种绝境，哪来的水？我对孩子们说：“睡吧，睡吧，睡着了就好了。”两个大的挺懂事，靠在我身边睡了。我把最小的林松抱在怀里，他还是一个劲地叫：“妈妈，妈妈，我口干！我饿！”叫得我五脏六腑都撕裂了。
天坑里面，有时间洞壁有水珠渗出，时不时掉下来，打在脸上。几个孩子，一蹦就起来了：“妈妈，有水！有水！！”都张开嘴，伸出舌头来，等着洞壁上的水滴下来……伸了一阵，累得不行了，还是没有一滴水到口，又失望地闭上了嘴。林松一个劲的喊口喝、我没有办法，只好解小手，用手捧起给林松喝。他也大口大口地喝。
这时候，我爱人已经癫（精神错乱）了，他站起来，在死尸身上，高一脚低一脚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说：“我撒点高粱，我撒点高粱。”一家伙踩在小孩子身上，小孩被他踩得直哭。
我问他：“汉镇，你在干什么呀？”他说：“我撒高粱呀，不种点高粱，乃崽们没有吃的，饿得好可怜呀！你看，你看，高粱长起来了，高粱长起来了……这一下就好了！这一下就好了！”
我说：“汉镇，你清醒一点，哪来的高粱，这是在硝眼里面！”他听了，立即不作声了，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就再没有起来。
硝眼里没有白天黑夜，不知过了几天，孩子们也渐渐地没了声响，我只是从岩洞上偶然滴落在孩子们身上冰冷的水珠，使孩子猛地惊动一下，才知道他们死没死。林海躺在我身边，断断续续地说：“妈妈，妈妈，我怎么不死呀！要是死了就好了！”
一个8岁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哪个当母亲的不心碎啊！我只好尽力安慰他：“孩子，睡吧，睡吧。”我用手摸着孩子的脸蛋，一个个都只剩下皮包骨头了。我的心好痛啊，恨不能把心掏出来喂了孩子们。我没有丝毫办法，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一个又一个地在自己身边死去。可我自己却总不死！为什么？为什么呀？老天爷要留着我做什么呀？
开始是林海，接着是林松，我把俩兄弟的尸体放在一起，让他们黄泉路结伴而行。雪原也已经奄奄一息。我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坐在林海、林松他们旁边。这时候我心里反倒安稳了，孩子终于解脱了，免得活受罪，而我们无论怎么还是死在了一起，比起好多人来已经够幸运了。
8月30日，这个日子是我后来听说的，天下了一场大雨。我在洞里听到有水从上面流下来，连忙把雪原放在一边，在洞里四处乱摸，摸到一个小水凼，我小心的喝了两口，又用嘴含着水去喂雪原。起初她还能咽几口，后来就咽不下去了，女儿也不行了。这时，我听到一边有人在哼，原来是汉镇，他还没有死？！莫非他还挂着我和孩子们，一直不肯去？我连忙搞水给他喝。水凼里的水已经捧不起来了，我脱下一件衣服，在水里浸湿，拧水给他喝，他喉头动了几下，却咽不下去，头一歪就死了。这回是真正的死了。我一摸他的鼻子已经完全没有了气。
现在，我们一家五口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几天来的变故，我还来不及想清楚是怎么回事。打到天坑里以后，我的心一直在为孩子们着急，也没想其它更多的事。
我和爱人蒋汉镇，原来都在横岭中心小学教书。汉镇51年参军，55年复员到教育战线，我们都是工作负责的人，一直得到上面的好评。文革初期，清理教师队伍时，汉镇因为是地主家庭出身，因此被清理回家，我虽然出身贫农，因为受他的影响，还有父亲的历史问题，也被清理了，带着孩子一同回了汉镇的老家土地塘生产队落户。回到老家以后，日子虽然比当教师时苦多了，但我们还年轻力壮，又都舍得做，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我们老老实实参加生产，安安份份过日子，贫下中农对我们印象都很好，没想到分到点新粮还没开始吃，这场大祸就从天而降了。
在孩子们没死之前，我还想活，现在，眼看着亲人们一个个从自己身边去了，我一个人活著有什么意思！奇怪的是，我没有哭，也不感到痛苦和害怕，头脑一直很清醒，只是安安静静地坐着等死。我已经不想丈夫，不想孩子了，心里老想着过去的那些事，想着在娘家当姑娘时的那些事，想着在中师读书时的那些事，想着我的爸爸和妈妈……
这时，我突然发现，在天坑里上面一层的另外一个岔洞里，还有人没有死，她叫蒋福桂，是个女仔，十七、八岁，是一个富农的女儿。晓不得为什么，女人家总是比男人经得熬些。从前我只顾着身边的小孩子，没有注意她。现在我发现她可能也疯了，老是在喊：“妈妈，快点灯，我要喝水。”我就在下面对她说：“姑娘，莫喊了，这是在硝眼里，刚下过雨，你看着身边里凼有没有水。”她喊了一阵，就不听见响动了，我又喊了她几句，也听不到答应，也就闭上了嘴。反正都是要死的，早一会死，迟一会死，还不是一样。
就在我觉着自己快要去了的时候，忽然听到洞口有人喊我的名字，开始我以为是在做梦，仔细一听，原来是我过去的学生吕标凤和我爱人的本家兄弟蒋汉洋。我在这一带教过八年书，有许多学生和家长都认识我，他们听到我和蒋福桂说话的声音，发现天坑里还有人没死，就约好了来救我们。蒋汉洋在上面喊：“嫂子，嫂子，是我，我是汉洋，我们来救你出来的，外面已经不准杀人了。”我这才答应了。他们把四根棕绳接在一起，吊下洞来，我不肯接绳子。这时候我已经万念俱灰，一家人都死在这个洞里，我一个出去干什么？他们守在洞口劝我，从早上劝到中午。还特意吊了一竹筒水让我喝。有一句话打动了我的心，是我过去的学生吕标凤说的，他说：“周老师，周老师，你不能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在里面，就是有天大的罪，要杀头，也要由政府来判决。”我想也是，我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要活下去。就同意让他们吊。可是，洞里太黑，抓绳子不到。他们想了好多办法，起头将一支手电筒筒吊下来，不知是洞太深，还是我的眼睛出了毛病，吊下来，电火就黑了。最后，找到一个铁水壶，里面放了几块石头，吊在绳子上摇得叮当响。我终于顺着响声抓住了绳子，把绳子栓在腰上。他们费了好大的劲，好不容易才把我吊上来。刚一见天日，我就被眩目的阳光照得昏死过去了。
这时候，我已经在天坑里渡过了漫长的七天七夜。老天爷留下我，就是为了让我把这惨绝人寰的一幕告诉世人！
吕标凤等人救我上来后，怕我死，不敢动我，就在天坑边找个阴凉地放着，又赶回去请来医生在洞边给我看了病，煮了一锅稀饭，一口一口喂我。后来听说，为了把洞里的蒋福桂也吊上来，他们又整整忙了一个通宵，因为那姑娘神经已经失常，不会抓绳子，一直没能救出。
这时候，天大亮了。当吕标凤和蒋汉洋他们商量下一步如何救蒋福桂时，我们大队贫协主席张光松提着杆鸟铳闻风赶来了，他恶狠狠地斥责当地的乡亲：“谁叫你们把作她吊上来的？”举起鸟铳就要冲我开枪。来救我的乡亲有几个是枫木大队的，他们抢下张光松的鸟铳说：“要逞威风到你们自己大队去，莫在我们这里逞！”“好，你们等着。”张光松赶起回去叫人去了。
群众怕他喊人来报复，也都跟着散了。为了防止他们又来杀我，一个叫蒋汉凡的地富子弟，背起我到附近的鲁塘村，把我藏在一条旱沟里，上面用稻草盖了。
张光松回去以后，立即打电话从公社民兵自卫队请来了几个带枪的基干民兵，来枫木山要人。村里个个都说不知道我藏到哪里去了。他们就搜查，后来，还是给他们搜了出来（据查是抓住了蒋汉凡，用枪逼着他供出了周群的藏身之地）。他们就逼着救我上来的人重新用簸箕抬着我扔回现当去（原来那个天坑里）。
群众看不过意，闹起来了，说：“上面已经来了指示，不准杀人了，你们凭什么还要杀人？”张光松等人不顾群众反对，坚持要搞掉我，就说：“好，你们不杀要得，我们来。”这时候有个外号叫“哑子”的老贫农出来说话了：“你们看她那副样子，不杀也会死的，何必劳神费力亲自动手呢？还不如先关起来，上面问起来也好说唦。”
他们认为“哑子”的话也有点道理，就叫人把我抬回了土地塘村，和另外抓回来的两个地富子弟蒋汉凡、蒋汉元一起关在生产队的仓库里。
我已经极度虚弱，一身血痂子，头上摔了一个洞，身上生满虱子，头发夹子都生了锈。他们两个男子汉给我洗了头，收拾了身上的血污。我原来的几个学生又偷偷地送来被子和衣服。
关了两天。第三天，汉元因为有个哥哥在外头工作，是个团级干部，放了出去。仓库里，只剩下我和汉凡。我一想，不对，就对汉凡说：“为什么放了汉元，不放你和我呢？这里面有问题！恐怕我们两个还是难逃一死。”蒋汉凡急了，问我怎么办。我说，你赶快逃去，说不定还有生机，不能坐在这里等死。汉凡说嫂子那我们一起逃，我来背你。我怕连累他，上回他背我就已经连累了他，就说我这样怎么逃得脱呢？你还年轻，以后的日子还长，你逃走以后，他们看到我这副样子，说不定还不会杀我呢。当天晚上，蒋汉凡拧断仓库的窗户栏杆，逃掉了。（原来逃跑竟是这样的容易！——笔者感叹。）
第二天，唐兴浩带人到仓库提人时，发现蒋汉凡不在了，就问我：“蒋汉凡呢？”我说他跑了。唐兴浩说便宜这小子了，接着宣布：“周群是地主婆，从今天起，哪个给她送饭，就是反革命，就要与她一样的下场。”
从这以后，亲戚朋友没有一个人敢明着来看我。有些好心人家打发小孩从窗口丢几个红薯，或晚上用南瓜叶子包些饭团从门缝里塞进来，就这样饿一餐饱一餐地维持着生命，居然挨了半个月还没死。这其间，唐兴浩来看过我两次，冷冷地笑：“周群你不错呀，居然还活着！”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就这么恨我？
农历八月中秋，月亮格外好。我望着窗外的明月，想起别人家全家高高兴兴过节，自己一家子家破人亡，不禁十分悲伤，我一个女人家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折磨？加之一身伤痛磨得我死去活来，我再也没有勇气活下去了，就用手指理顺了头发，然后坐下来撕开被子搓绳子。我把被子撕成一条一条的布条子，一边撕，一边哭。
我的行动被生产队会计蒋元栾的岳母看到了。她是四马桥圩场上的人，到女儿家来过节，听到我的事，感到很好奇，一个女人家丢到天坑里七天七夜居然还没死！就来看我。她在窗子外正好看到我在搓绳子，就对我说：“我还以为是个老婆子呢，原来是个大嫂子。你还年轻，以后还会有一家人，千万不能寻短见啊！我去跟我女婿说说，明天想办法把你救出去。”
听了老人家的话，我已经死了的心又活起来，我总是想不清楚，为什么我总是想活？其实还是死了的好！一死，又不用受苦了，又不用受累了，也不用害怕了。
第二天，蒋元栾听到他岳母的话，趁到四马桥赶闹子的机会，给我娘家透了消息。因为我娘屋里是地地道道的贫农，亲戚朋友还有能力，我弟弟找到公社打了证明，经过再三交涉，终于把我要回去了。回娘家以后，我一身开始发烂，脚筋都烂得掉了出来。俗话说不死也要脱层皮，我是真正的全身脱了一次皮！我弟弟为了给我治伤，久了一身债，连衣服被子都卖掉了。
现在，我又成了家，有个孩子。落实政策后重新当上了教师。……我对道县杀人的看法，我认为虽然不一定要一命抵一命，但对为首的一定要严办，不然，以后他们还会要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