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嘉兴桐乡市法院2月7日通报称，一年内，劳动者在同一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以拖欠农民工工资名义讨要工程款3次及以上，或者在不同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讨要工程款5次及以上的，将被纳入“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录”。其他进入这个名录的条件还有在同一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劳动仲裁院、法院在三年内提出一定数量的投诉、仲裁申请和诉讼。上榜的异常维权劳动者将被及时通报给辖区内各劳务中介、人才市场、行业协会等，同时，对异常维权劳动者，当地部门将在劳动监察、仲裁、审判等环节对相关案件从严审查。
通报显示，“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录”每年调整一次，已纳入名单的人员如不再符合标准，将从名单中移除。有报导说，这一做法有可能会在中国全国推广。
对此，网民们纷纷表示，“先管管政府欠款吧，谁能管得了，政府欠企业的，企业欠工人的，这是根源。”、”没有侵权哪来的维权，为啥不建个侵权人名录？“、”为什么要讨薪？不就是没按时发工资嘛！逼得人家都要强制讨薪了，谁对谁错很明显了！“、”还是不肯治理好源头问题！如果没有欠薪，何来讨薪？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称，该治理方式并非嘉兴首创。2020年5月，浙江省湖州市南太湖法院首次发布“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录”。湖州法院通报称，该名录是为了处理劳动者“碰瓷”企业现象，规制权利滥用，合理配置仲裁资源和司法资源。
一位匿名的深圳劳工维权人士表示，“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录”此前在广东省也存在，只不过并未公开。
该维权人士说：“这个事情并不新鲜。十几年前《劳动合同法》刚刚出台的时候，广东这边就存在这个问题。有的人说是劳动局给的名单，也有人说是企业给的名单，但这并不是公开的，只是在人才市场上和人力资源经理之间流传。”
该人士表示，所谓的维权“碰瓷”都是基于企业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事实，相关监察和执法部门应依法办事，而不是去区分劳动维权者是否是恶意维权：“不管工人打官司多少次，都是对违法行为的纠正，也是对自己权利的保护，这是工人有法律意识、有权利意识的表现。政府作为执法部门不应该把这个看作是异常现象，除非说维权者滥用法律程序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劳动者合法保护自己的权益，我觉得不应该有歧视。”
位于美国的人权组织“中国劳工观察”负责人李强也认为，劳资纠纷是常见现象，政府不应将劳动维权定义为异常或“碰瓷”。
他表示，“不存在‘职场碰瓷’。‘碰瓷’这个概念是完全错误的。企业违规农民工才投诉的，企业违规了为什么不去追究企业的责任，政府把这个方向和矛头搞错了。”
李强说，“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录”是政府为保护当地纳税企业而对劳动维权者的打压：“从核心来讲这个政策就是为了保护企业的利益，因为政府要把企业留在当地，而投诉、维权的劳动者是异地流动的。这些企业可以为当地带来很多税收，企业经营影响到当地政府利益，从某种程度来讲，当地政府是不维护劳动者权益的。”
李强认为，该治理方式会进一步导致当地劳资关系失衡，使利益受损的劳动者在日后维权难上加难。他说，政府应该独立做好劳动保障、监察和仲裁，而不是滥用权力打压维权人员。
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r Bulletin）的统计显示，去年下半年以来，从网上追踪到中国发生了近600件工人集体维权事件。
据中国劳工通讯发言人郭展睿（Geoffrey Crothall）介绍，在这些维权事件中，至少七成以上都是追讨拖欠工资的集体抗议，件件都涉及百人左右的农民工团体，拖欠的总工资也高达数百万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