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先生是中共共青团2019年《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的响应者。他最近对美国之音表示，下乡后才发现，实际情况与官方鼓吹的不同：
“我大学学的是经济学专业，当时家里面（帮助），在城市里拥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我呢，因为年轻有闯劲，总觉得发挥不出来自己的能力，因为（工作）太安逸了。所以我就辞职了，当时正好赶上天津这边有一个考试，招募高学历人才去下乡…当时我想的是趁着我年轻，有干劲儿，可以在农村这片土地大有作为。”
“在我就职后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是我们这批人，当时的情况就是我们并没有得到应得的重视。毕竟我们相对于其他（乡村）政府普通职工来说，我们是有高学历的。上面把我们招募过来之后，我们并没有分到我们最开始考试时的那个岗位，而是像普通职工一样放到各个部门去完成简单的工作。”
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中共党史及文革史学者宋永毅认为，习近平大搞“上山下乡”，除解决就业难题外，与毛泽东当年有类似的目的——使知识分子或者知识青年农民化，将知识青年赶出城市以巩固政权：
“知识青年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独立思想就多一点，因为他们有知识，有知识的优势。那么不管是毛泽东还是习近平，他不希望这些人有独立的头脑，就送到农村去，那就是农民化。知识分子的农民化就文明来说是一个倒退，就他统治来说是一个加强，因为他要管住人民的脑子才行啊。”
宋永毅补充道，毛泽东将知识青年赶下乡，目的之一是解决文革造成的大批城市人口无法就业问题，习近平则更多着眼于控制思想：“现在的经济没有糟糕到文化大革命那个程度吧，那可见习近平把控制人们的思想，尤其是他把知识分子、知识青年的农民化放在他的首要地位。”
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为近2000万知识分子带来不幸。有人甚至认为是变相劳改。
曾到山西“插队”的张女士回忆说，当年离家时才16岁，“难忘的是当时上北京火车站的时候，当时走的时候我们将近1000人…全家送我们，全校老师同学都去送的。北京火车站8月5号上午10点钟发车的时候，车站可以说是一片哭声。”
“然后我去了半年之后，我母亲去山西，想我想得不行，差点儿神经失常了。”
独立学者吴祚来早前曾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指毛时代的“上山下乡”是被官方美化，实际上是迫不得已的决策：
“（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大饥荒之后，人口开始自然增长，但是城市的布防，工厂企业没有随着增加，没有工作机会，粮食也匮乏。政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把大量的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并不是要推动农村的知识化。”
至于习近平重推“上山下乡”，吴祚来认为，与当年的目的类似，都是为解决中共执政危机：
“中共现在面临的经济危机非常严峻。几十年来没有出现过的电荒问题现在都出现了。这将引发连锁反应。他们就想消减城市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年轻力量，因为这股力量容易搞学潮，容易搞运动，把这些人打发到边远地区去，缓解中共的压力。”
就在今年2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布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一号文件，及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快落实“乡村人才振兴”政策的文件。
官方要求鼓励农民工、高校（大学院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科技人员、农村实用人才等创办或领办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建立各类人才定期服务乡村制度，“基层工作经历”将作为职称评审、职位聘用的重要参考。
官方强制规定，医生、教师未来晋升高级职称，必须有1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