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中华民国国军和国防部潜伏的特务一边骗取蒋介石信任,一边把国军的行动计划密报中共,贻误国军的战机。再加上共军玩人海战术,不惜用年轻士兵的血肉之躯铺就他那条抢功夺权之路,所以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的国共三大战役,共产党攻城略地、接连取胜、步步紧逼。
当时,中华民国因为连年战乱,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已经极度恶化、濒临崩溃。中共瞅准这点,玩命煽动老百姓情绪,挑唆民间对蒋介石和民国政府的不满,几乎煽动到怨恨、仇恨的程度。
此外,共产党还策动、组织大规模所谓“要民主、反独裁、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游行示威,进行各种颠覆国民党统治的活动。就这样,内战夹击下的民国政府风雨飘摇,就算蒋公浑身是铁,也已经无力回天!
眼看内战不可能胜利,蒋介石开始筹划退路。1948年,蒋介石布局退守台湾,等待以后寻找机会反攻大陆。除了把国库的黄金暂时分批转移台湾,蒋公还下令,开始转移重要的文物。这都是这个国家重要的经济和文化根基,不能坐等共匪肆意蚕食、挥霍。尤其是文物,那是中国古老文明数千年的浓缩精华,蒋公明白,这些文物一旦落入中共之手,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大陆的文物古迹无计其数,尤其那些不可移动文物,只能听天由命。这些文物的结果大多都很惨,文革里边很多国宝级文物遭遇灭顶之灾。比如:浙江绍兴会稽山大禹庙,文革那会就遭到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大禹王的头颅被从颈部,就是脖子根砍断,放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曲阜孔庙也是同样的遭遇:孔子墓被挖,孔子遗骨被示众焚毁,“万世师表”匾额被烧、“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大碑被毁,孔子塑像被毁,等等等等,共产党就是这么辱没中国人的祖先。
除了保护文物,蒋公还做了一件事:保护人才!
1948 年12月初,蒋介石下令教育部代理部长陈雪屏由打南京紧急飞往北平,由傅斯年、陈雪屏、蒋经国三位组成临时小组,负责筹划“抢救大陆学人”,把他们送往台湾。很快,一份三人共同商定的“抢救”名单出炉。名单上清一色是民国著名的大师级知识界精英。蒋公定了个自愿的原则:选择去台湾,欢迎;选择留在大陆,不阻止。
名单上排第一位的,是著名学者北大校长胡适。胡适的学术造诣和影响力响当当,共产党也盯上他了。中共派出吴晗当说客,游说胡适。
吴晗跟胡适关系很不错。当年吴晗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校长就是胡适。后来吴晗追随胡适北上,还在胡适推荐下进入清华读书。吴晗念的是清华,可真正受的是北大胡适的栽培。
不过,吴晗和胡适选择的是不同的道路。吴晗毕业后在清华执教,国共内战期间,他哥秘密潜入解放区等待出任中共高官,跟中共做了交易。这回,吴晗带着中共的任务来招安胡适。他秘密劝胡适留在北大,不要跟着国民党去台湾。胡适回答很干脆:“不要相信共产党那一套!”
后来,胡适还托人给吴晗捎过去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共产党来了,没面包也没自由。”
共产党一计不成,又施一计——直接喊话利诱。
时任北大教授的季羡林后来回忆说:“那天,我到校长办公室找胡适,商谈什么问题。忽然撞进来一个人——现在不记得是谁了,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晚上专门给您播了一段广播,劝您别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您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 ”
季羡林接着说:“我们在座的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感兴趣,都想看一看胡适怎样反应。只见他听了以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短短的五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看样子他已经胸有成竹,要跟着国民党远走高飞了!”
1948年12月,蒋介石两次亲自打电报催胡适,派专机迎接胡适飞赴南京。胡适临行前,派人劝好友——辅仁大学校长、史学大师陈垣一块走,陈垣没答应。胡适没想到,临到要出门了,小儿子胡思杜也决定不走了,说:“我也没啥风险,就留在北平,不走了”。10年后,胡思杜用上吊自杀为当年这个决定买单。
当时民国政府中央研究院的81位院士里,有59位眷恋故土,再加上对中共抱有幻想,决定留在大陆。1948年12月14日,蒋介石亲自指派的“抢救大陆学人”飞机冒着共军的炮火飞抵北平,在南苑机场等了足足两天时间,才有胡适、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少数著名教授登机,大部分机舱座位都被闲置着。
12月21日,偌大的一架飞机,载着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还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0几位教授,飞往南京……那些留下来的民国大师们,把自己赌博般地留在了大陆,留给了不远处那场索命的腥风血雨。
时钟快速跳转到1949年。在那个红魔越来越猖狂肆虐的年代,作为中华民国国家领导人的蒋介石,面对国家的生死存亡,选择了退隐。
蒋公的退隐,实在是内有苦衷!
1949年初,国共的战局日益恶化,国民党内部也产生了纷争,争论的焦点问题是:要不要跟中共和谈?当时国民党内部的桂系很有势力。桂系大员白崇禧和李宗仁希望跟中共谈判,他们误判局势,认为,蒋介石坚决反共到底,是和谈的障碍,蒋公下野可以解开这个扣。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纷争,蒋介石在1949年1月21日决定暂时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替总统职务,跟中共斡旋。
蒋介石在引退文告里边说:
“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销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假令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于水火,保持国家之元气,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祝祷以求者也。”
卸下总统大任的蒋介石,终于有了能够休息的机会。老家奉化溪口盼回了这位不寻常的游子,下野后的蒋公在溪口待了足足九十四天。这期间,蒋公走亲访友,甚至还修编了《蒋氏族谱》。
蒋公当时还保留着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所以继续关注国家大局,主持国民党的党内改革。那段时间,大批党政要员纷纷前往溪口拜访蒋公,商讨国事。
不过,口口声声说停战和谈的中共,公然撕破脸皮,戏耍民国政府里那些一厢情愿停战主和的政客们。4月底,共军大举渡过长江,近逼华南、西南国土。眼瞅着国内形势越来越危急,蒋介石公开发表文章《和平绝望、奋斗到底》,呼吁全国军民全力抵抗中共和毛泽东的暴力理念、为追求生存与自由而战。
在这篇檄文里头,蒋介石写道:“更确切地说,他的目的不是为了中国和平与民主,而是对于中国的侵略和征服,要把我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中共产国际的基地;要把我四亿五千万同胞,充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炮灰;要把我中华民族五千年崇高优秀的历史文化,摧毁无遗;要把我们中国以仁爱和平为本位的伦理,转变为冷酷残忍的斗争,参加国际的残杀……”
蒋介石紧急成立台北“总裁办公室”,提出国民党改造、保卫大后方的方案;同时,成立革命实践研究院、筹设圆山军官训练团;还在国民党内成立了以重要的高层党员为主要委员的“中央非常委员会”,作为危急存亡时刻快速凝聚共识的最高决策机关。
7月,蒋介石接受菲律宾总统季里诺邀请赴菲律宾访问,跟菲律宾达成协议,共同组建反共远东联盟。
8月,蒋公赴南韩,跟韩国总统李承晚会谈,随后发表联合声明,支持远东联盟的成立计划。蒋公是风尘仆仆、苦心孤诣,努力开创一场别具意义的领导人外交,这场外交的成果,也成为后来东亚反共形势的雏型。
1949年底,在蒋介石完成协助中央政府机构迁移台湾的任务后,不辞辛劳飞往重庆、成都,指挥国军与共军做最后的顽强抵抗。
12月10号,共军逼近成都。蒋介石饱含热泪,挥毫写下悲壮的名句:“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泪纵横”!之后,蒋公和长子蒋经国乘飞机飞往台湾,永远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几十年的中国大陆!
这是蒋介石一生中最悲壮、最痛苦的时刻,是蒋公在大陆保家卫国、和平统一生涯的突然休止,也是大陆人民真正灾难的开始!(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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