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希望之声特邀記者梅音編譯報導】香港民主運動的四名資深活動人士，在北京的宣傳運動中成為被抹黑的對象。他們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的採訪中，對北京稱他們是香港抗議活動的幕後策劃者的說法進行了反擊。
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的一系列單獨採訪中，他們四人表示，對他們的抹黑只是凸顯出，北京政府在理解主要是在網上動員的、分散的反政府運動的根源方面是多麼的與現實脫節。
北京的宣傳聚焦于四位民主人士：前高官“香港良心”陳方安生（Anson Chan），她曾在中英兩國統治下任職;支持抗議者的親民主媒體集團《蘋果日報》的老闆黎智英（Jimmy Lai）；香港民主黨創始人李柱銘（Martin Lee），他曾幫助撰寫香港迷你憲法《基本法》;民主黨前領導人何俊仁（Albert Ho），他組織一年一度的紀念天安門大屠殺死難者的守夜活動。
中國官方媒體最初審查有關香港示威活動的消息，但最近幾周，北京方面大幅加大了報導力度，將活動人士描繪成暴力激進分子，並指責美國和英國等”外國勢力”資助了示威遊行。它沒有提及有據可查的員警暴力事件，也沒有提及香港政府的問題。
文章稱，中共官方喉舌連日來紛紛發表社論，稱這四人是香港的”四人幫”，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類比，“四人幫”通常是指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嶄露頭角的四名中共黨員，而文革之後被控叛國罪。
中國的最高執法機構——中央政法委指控這四人”14種致命罪行”，包括與英國和美國勾結、煽動香港的年輕人流血街頭。
陳方安生駁斥了這種說法，認為這種說法是誤導的，是北京語氣失聰的典型做法。她說：”關於我們正在控制並指導整個運動的說法，只是表明北京真的不明白過去兩個月香港發生的事情。”
北京並不”明白，整個運動基本上沒有領導者，參與的人不僅是學生，還有年輕的專業人士。他們聰明、敏捷、善於利用媒體”。
黎智英被指控為“犯罪首腦”和”錢桶”，以及”在香港的’美國’代言人”。
1989年天安門廣場大屠殺引發他進軍出版業，那是他創立了服裝集團佐丹奴（Giordano）之後。”我早就知道，共產黨非常善於將恐懼引入人們心中來制服他們。很久以前，我不再閱讀它們關於我的話，”他說。
上個月，黎智英在華盛頓會見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和國務卿龐佩奧（Mike Pompeo），討論香港事件，激怒了北京。中國政府駐港辦事處譴責了這次會議，並警告美國不要走”錯誤的道路”。
黎智英還成為親中示威者（小粉紅）的目標，他們在他香港的家外高喊”美國流氓”和”破壞香港的主要策劃者”。中國官媒在其中文和英文YouTube頻道上發布了示威的視頻。
“他們每天都在我家外面舉行兩次示威。我認為他們來自大陸，但他們只停留15分鐘拍照，以證明他們去過那裡，這樣他們才能得到報酬，”他說。
李柱銘協助撰寫了《基本法》，這是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治理的法律框架，為他贏得了香港”民主之父”的稱號。他說，北京最近將他貼上香港”獨立之父”的標籤是錯誤的：”我從未提出過香港應該獨立。我們接受’一國兩制’，因此獨立是不可能的。”他提到為香港提供高度自治的協議、《中英聯合聲明》規定，在移交後的50年裏，香港享有高度自治和公民自由。
他說，北京政府希望”把責任推到四位老人身上”，並補充說，這是一個典型的策略，就是把”因不能很好地管理香港的責任”轉移出去。
作為律師和政治家，數十年來，何俊仁一直積極參與中國的民主運動。他同時擔任香港支聯會（Hong Kong Alliance in Support of Patriotic Democratic Movements of China）和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China Human Rights Lawyers Concern Group）的主席。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是一個總部設在香港的、支援內地的人權律師的組織。
何俊仁表示，北京將這兩個組織稱為”顛覆性的，或者至少是反動的”。
“對（北京）來說，這是’顏色革命’的一部分，其目的首先是改變香港的政治格局，使其與北京疏遠，同時利用香港作為顛覆中國共產主義獨裁統治的基地，”他說。中國共產黨認為，前蘇聯的非暴力起義是受到西方的啟發。”在（北京）眼中，他們把二者聯繫起來了。”
中國官方媒體將這四人描述為”現代中國叛徒”——但他們強烈否認這一指控。
“我在中國推動民主不是反華，”何俊仁表示，”我愛人民，我愛國家，但我強烈反對極權主義，我反對共產主義獨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