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里的文章翻译如下：
拜登总统将如何处理中国问题？美国在中共的奴工和酷刑集中营的问题上持何立场？拜登将如何阻止北京窃取美国的工作机会和知识产权？美国将如何阻止中共入侵台湾？
在这一点上，我们仍然没有看到美国新政府对华的任何具体政策声明。不像川普（特朗普）总统那样把与中共脱钩作为其指导政策，而拜登政府则没有提供这种总体政策构想。
而且，由于拜登政府还没有明确的对华政策，因此任何人都在猜测其政策可能是什么。但是，如果从拜登最近任命的政府官员来看，美国的对华政策可能比前任政府更为宽松。
与中共的关系
拜登政府的一些内阁成员与中共有着密切或至少是重要的联系，当然，其中包括拜登本人。但是，还有其他几位与白宫亲近的人，他们与中共的密切关系也令人不安。
例如，副总统贺景丽的丈夫埃姆霍夫（Douglas Emhoff），据说通过其前律师事务所与中共有着长期的业务联系。《国家脉动》（National Pulse）报导说，该律师事务所与中共有关的中国企业密切合作。那真是不幸。但是，由于贺景丽担任副总统，她的丈夫或与他接触的中共人员都可能对贺景丽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美国政府。
拜登的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可能也有问题。《华盛顿自由灯塔》报导说，布林肯是咨询公司WestExec Advisors的联合创始人，该公司帮助美国大学从中共筹集资金，而又避免损及到五角大楼资助的研究经费。有人可能会想，根据美国国防法，把中共的钱引进到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中，五角大楼资助的研究经费将泡汤。但是对于拜登来说，显然不会。
东亚资深专家拉特纳（Ely Ratner）曾在新美国安全中心担任执行副总裁兼研究主管，后被任命为拜登政府五角大楼的中国首席顾问。拉特纳是拜登的长期助手，也许不是巧合，他还是布林肯在WestExec Advisors时的同事。 这也可能有问题。
然后是拜登的国防部副部长卡尔（Colin Kahl）。他是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高级研究员。该研究所与中国的北京大学有着深厚的关系。《华盛顿自由灯塔》报导说，后者是由中共前间谍头子邱水平领导的，并与在美国的间谍活动有关。
据《华盛顿自由灯塔》报导，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th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严重警告了与北京大学合作的“高风险”，因为北京大学与中共的军事机构关系密切。如果知道卡尔与中共有这么紧密的联系，那么卡尔的判断至少是有问题的。但拜登政府则不然这样认为。
前国务院官员、被拜登（Biden）选中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Linda Thomas-Greenfield）与中共的关系也令人怀疑。她是奥尔布赖特-斯通布里奇集团（Albright-Stonebridge Group）的前高级副总裁，该集团是一家在中国设有办事处的全球商业战略和商业外交公司，其高层主管包括“中共前政府高官”金立刚。
多元化和集体思维？
以上这些被拜登任命的人负责制定有凝聚力和有效的对华政策。尽管在性别和种族上都多元化，但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却更加一致。
所有人的想法一致并不是优势，因为它容易导致集体思考。政策会议变成了回声筒，对事件的相同假设和分析，导致相同的解释和政策目标。当外交不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且本身就是目的时侯，其风险尤其大。
短期外交还是长期结果？
在拜登所经历的时代，美国的霸权或多或少是事实。这使美国的外交手段能够运用自如，美国的力量不言而喻，能被人清楚地知道。
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尤其是在中国问题上。北京的野心不是与美国分享权力，而是要取代美国。
但是拜登明白吗？他的顾问明白吗？还是他们认为与北京的关系会带给他们某种外交优势？可能是这种情况，特别是考虑到拜登政府把自己包装成比前届政府更聪明。
但是，与中共不寻常的金融接触是否会带来有利于美国的结果？还是会导致过度依赖于短期外交，而这些短期外交政策却使美国在挑战中共的具体行动中屈服于北京？
毕竟，挑战中共在政治上不容易，无论是在国内或国际上。回想一下，例如，川普政府在与中共打交道时很少依靠外交上的绥靖。相反，川普采用强硬的贸易政策将中共逼上谈判桌。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国内外受到严厉攻击。
像之前的奥巴马一样，拜登的做法基于过时的假设和多边的全球主义目标，而不是更明确的美国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华盛顿还没有宣布任何对华政策的原因。拜登最大的挑战似乎是如何向美国公众隐瞒不利于美国的对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