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蘋果日報報導，港人阿木（化名）近期剛剛獲得釋放，他對看守所的內部結構記憶猶新。阿木說，看守所門口外圍是由武警負責，裏面的管理是公安負責，看守所是公安機構，有個鐵門，囚車下去，警察就會要你進去，過了安檢，就會進入收押室。
阿木不好形容一個監房大概有多大，“總之不人道”。他還說，一個可以容納20人的監房有時被塞進30人或35人。每個人都睡的通鋪，“一個大木板，從頭拉到尾”，和香港收押所的纖維牀不一樣，基本睡覺的時候都是肩膀貼肩膀。
由於中共法律允許拘留期限多次延長，因此對在押人員是一種精神折磨。阿木說，被關押者每天都只能在一個小小的空間呆着，長時間把人囚禁在這麼狹小空間，本來就是一個折磨，“一天24小時，除了見律師、提審，或者必須出去的，你都只能在倉裏，因爲要防止你們串供。”
中國律師黃沙去年曾針對在看守所進行調查，透過律師向101名於全國各省的被羈押者發放問卷，有九成人認爲，看守所內空間擁擠，當中有近三成人覺得非常擁擠。黃沙也指出，根據《看守所建設標準》，看守所的普通監室應只容納最多16人，比阿木知道的還少。
阿木說，他們偶爾要上思想改造課，“像十九大那樣，一定要聽他們講，共產黨多好啊、什麼精神啊、黨對你多好啊。”
進入看守所大門後，就會看到“放風場”。在押人員吃飯洗澡都在此地進行。阿木說，當局聲稱有熱水供應，但是供應卻是十分限量，幾乎都不會讓普通的被扣留者使用。能使用熱水的被關押者都是“關係戶”：要不是幫警察看管其他被拘留者的班頭，要不就是長者，因爲“怕他們心臟病死”
至於看守所的伙食更讓阿木無法恭維，他形容飯菜“垃圾”，又說雖然可以用錢購買副食，但有時看守所不讓買那麼多，比如一個人有300元的限額，但他只能買100。
阿木還說，看守所就是個小社會：“你有權有勢有關係，做什麼都可以”。他續指，看守所的警察會主動留意誰有“家底”，便會去找他的家人要點甜頭，家人爲了讓關押者日子好過，就會給錢。他形容，中共口口聲聲講依法治國，但實際都是有錢能使鬼推磨，“你就好多特權，例如不用做事，例如你會有自己的枕頭、內褲，你會見到的，有些有特權的……他們可以在裏面買肉串、拉麪、麥當勞、豬腳，全部都是有關係的。”阿木稱，據他所知，這樣的特權，每月要“孝敬”近萬元人民幣給看守所。
而與特權相反的就是被折磨、羞辱、酷刑及逼供。像是把被關押者的手銬鎖在腳鏈上，讓其無法直立行走，只能在地上爬行。警察會讓被關押者維持這個狀態去外面的院子繞一圈，一路喊口號，“‘我一二三倉，陳小明，因爲打架被管教，所以加腳鏈，大家不要學我’，然後寫檢討書，當所有人面前朗讀。這個問題是怎樣怎樣怎樣。”
阿木也見過一間禁閉室，後來知道那個地方是“行刑”用的釘板房，相信就是進行酷刑用的。他說，這個屋子裏面有一塊木板，“好像十字架那樣，將你的手腳釦在那，不讓你下來，你要排泄就在牀上。看你有多會堅持，一般兩三日都崩潰。”
中共一向容不下異見聲音，近年來不但在新疆興建大量“再教育營”將數百萬少數民族關押進行洗腦教育、強迫做工，同時也有大量法輪功修煉者及基督教徒、異議人士被抓。而中共爲了讓這些人放棄信仰、不再發聲，在將他們關押後就實施酷刑。一些異議人士獲得釋放後，向媒體曝光了他們所受的非人對待。
中國著名維權律師謝陽2015年被捕後，被拘押期間就要坐“吊吊椅”（高腳凳），直腰坐正不能動，又遭毆打；廣州維權人士張五洲近日也在廣州看守所被施以酷刑，手腳被扣在一起成人球。
著名人權律師高智晟在其作品《2017，起來中國》中說，他曾被4根電棍同時點擊頭部、肢體及生殖器；被五隻煙同時薰眼睛和鼻子；被警察拿牙籤捅生殖器，其中一次酷刑折磨長達20多天。高智晟稱，“那種兇殘、那種冷酷的無底線，使人持續地震驚不已。這是一個自稱‘政府’的一羣人在幹這樣的事，不身臨這種場面，絕不敢相信他們會如此地自暴自棄，對一個和平公民施以如此野蠻的暴行！”
總部設在美國的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中國部研究員王亞秋對《蘋果日報》表示，五年前他們就做過大型調查報告，追訪多名在中國被施以酷刑的人，當中最常見的刑具就是鐵製老虎凳，“老虎凳是中國共產黨發明的一個器具，讓你長時間保持一個姿勢不要動，這個是看不到傷口的，不像打你會有傷口、瘀青。你沒法動，沒法動就會非常難受，在非常難受的姿勢之下無法動。”
中共體制下，公檢法爲了儘早破案往往嚴刑逼供、屈打成招，近期曝出多起身陷數十年冤獄的無辜百姓上訴事件。王亞秋說，在中國，嚴刑逼供是中國公安系統常見的手段，這樣也造成不少冤案，“有非常多的證據來表示很多受害者都是因爲無法忍受酷刑的情況下，才承認這個控罪，已經不止於人權案件，很多很多案件都是透過控告，非人權類的案件，都有這種情況。”
除了把政治異見人士關進看守所，近年常見的是“指定監居”」，即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王亞秋直言，“都不知道那個人被關在哪裏，整個的情況是更加的惡化，是無可否認，他們已經發明一個更加厲害的逼供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