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这个全球流行瘟疫的时期,人最好别跟医院打交道。但是,谁也不知道厄运在哪个角落里躲著。
比如我们上次采访过的纽约市小生意主弗吉尼亚‧耐维尔(Virginia Neville)的母亲,一个名叫凯茜‧布罗歇(Cathy Brochet)的加拿大魁北克人,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去食杂店买水果的途中,在停车场上就能碰到事故,因此进了两次医院,还经历了她今生从来没有碰到过的奇遇。
3月27日那天星期五,下午4点半,我带着我自己做的口罩去买东西,先到药店买个胶带,然后去食杂店,蔬菜和水果在疾病大流行期间可是让人保持健康的好东西。
从药店出来,没有胶带,我就直奔我的车。那辆该死的车就在我的车旁边,有一个20英寸长的拖车挂钩,我显然是没有看到。
挂钩一下子刮住了我的脚面,我一个倒栽葱脸朝下摔了下去,跟着右侧胸部也砸到了地上。眼镜破碎,眼睛砸黑,四颗牙崩裂,满嘴是血。
两个人向我跑过来,问我行不行,让我留在原地不动,叫来正好在街对面的警察。
警察来了问我:你有病毒症状吗?你去过哪里?我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这时右侧胸部一阵剧痛。
他们叫来了救护车,警察扶我坐起来,一个好心的女士也过来帮忙,把我摔碎的眼镜放进我的手提包。人们把我送进了Hôtel-Dieu 医院。
在急诊室,他们开始问我一些细节。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说:“也许我应该告诉你们,我女儿8天前刚从美国回来,现在住在我家。”
接下来的崩溃时刻让我即使处在那么疼痛的情况下,也后悔为什么没有早点告诉他们这事。
“准确地说从哪儿回来的?”警察问。
看起来“纽约市”不是一个好答案。人们开始冲我大喊大叫,然后一下子都消失了,留下我一个人坐在那里。
最后,他们又出现了,全副武装,手套口罩防护衣,还互相告诉我没有老实交代事实,一句不提我摔倒受伤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感觉自己是个“贱民”,被如此地轻视。然后他们就把我关进一个像牢房一样的单间里,而我就是那个被定罪的罪犯。
后来人们再进来拍了X光片子,没有发现骨折,就让我回家,“我的疼痛怎么处理?”我大著胆子问。
“回家吧,没有骨折,回家去。”他们说。在凌晨两点的时候,我被医院的车送回家,我丈夫切克(Chuck)在家门口等着我。
路上我就开始恶心,到家后就吐了出来,身上的痛更厉害了,已经没有一点力气,想睡觉就像一个不好笑的笑话。弗吉尼亚拨打811叫救护车,对方说“如果冰不好使的话,你妈妈还得回到医院来。”
凌晨三点的时候,我们到了第二家医院Hôpital Fleurimont的急诊室,又是一个急诊室。这回我主动说:“我女儿的室友做过新冠病毒检测,在他们离开(纽约市)的时候,结果出来是阴性。”
仿佛我的话有魔力,新的大夫马上温柔地说,我的腹部必须做一个超声波,看到我很痛苦时,就把我转到了一个重症监护病房,这回不是一个牢房。
我和其他病人用一个帘子隔开。我这时严重怀疑我被放在了那些可怜的肺炎病毒患者当中了,后来证实确实是这么回事。
然后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化验,来看我的医生都是戴着口罩和手套的,但是没有穿防护衣。验血、头部扫描、腹部扫描、另外一个超声波……最后他们说,我要看专科大夫。心脏科大夫也来了,虽然我说英语和法语,但我还是高兴这个大夫说的是英语。
他们似乎无法诊断我的病情,可能是心脏病?可能我的肺部有血块?可能水泥地把我的心脏撞坏了?因为我喝一滴水都加重我的疼痛,他们又说是不是我的胃坏了?
下午一点的时间来了一位微笑的女士,用轮椅把我推到10楼,要做一个一小时的检测,他们要看看我的动脉有没有堵塞。他们必须将一种染料注入我的血管,如果有堵塞,就需要安装支架。
一个外科大夫进来介绍他自己,然后用他的没戴手套的手来握我的裸手,我内心惊讶,“难道他没听说过大流行病吗?”
正当大家准备的时候,突然一个大夫冲了进来,叫道“停!”原来一个技师刚刚发现我肾上腺有内出血,那也是他们要做的这个危险步骤中可能引起的一个副作用,他们不能再冒险加重出血。难道是这个原因引起的我的剧痛吗?我被送到一个心脏病病房。
这里是一个单间,他们说“要观察观察”。他们给我鸦片类麻醉药(Narcotic Dilaudid),又看我对吗啡过敏恶心,他们又换成泰诺(Tylenol),但是还是一点用也没有,我疼得要命。
到了晚上,我感觉到我就要死了。当人在如此疼痛的时候,死亡变得更容易接受一些。
8点半的时候,女儿弗吉尼亚打过来电话。现在疫情期间医院不让陪床也不让家人来医院探望。
我迷迷糊糊中地听她给我读“法”。她是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而我并不是,后来切克接过电话,他也是一个法轮功修炼者。他让我念那一句在我看来像是一种永恒的智慧的话:“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让我默默的、重复的念,发自内心地念。
切克是我了解和信任的人,而且,人在那种疼得无法入睡,头一天也一夜没睡的情况下,我感觉自己像叶子一样就要飘走了,这时你会做任何事情的。我说好吧,这要是在我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会说“不”,甚至连想都不会想的。
我跟着切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后来护士进来,给我一个抗恶心的药和0.25克的羟吗啡酮,之前我们讨论过,我只能接受这么少的量,我最后的记忆是我在床上躺了下来。
大约凌晨两点的时候,我“醒”了过来,这意味我刚才是睡着了。哦,多么光荣的睡眠!我怎么能睡着呢?疼痛呢?我试着挪动一下,天哪,全身的剧痛消失不见了!我又动了动,如果说以前我的疼痛是100%的话,现在只有2%,甚至是零!。
到此时此刻,布罗歇这次似乎已经招来死神的厄运戛然而止。她肯定地说,“一种神奇的力量起了作用”。
“他们只给了我羟吗啡酮,就那么突然的,大约五个小时,或者四个半小时,哇!”她在电话里感叹,“是的,就是奇迹。”
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她一直琢磨,是吗啡吗?肯定不是。那就是……法轮大法?
这就是布罗歇的医院奇遇。她出院之后需要在家自我隔离14天,现在时间已过,应该可以走出家门去修牙了。
她在网上写道:“要问我的感觉吗?活着简直太幸福了,哪怕是在隔离中!”
转自:新唐人
责任编辑:美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