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10日，中共首都留守处人员从南京返回延安3天后，国军胡宗南兵团从洛川沿成榆公路向延安进攻。（维基百科） 甫打完对日抗战，元气大伤的国民政府又面临内战，对手是养精蓄锐八年后的中共军队。国军在士气、武器装备方面都逐渐趋向弱势。
在国际政治层面，国共内战也是美苏两大强权在中国的角力。在国共内战中，苏联表面中立，实则支持中共；美国表面支持国军，但实际上却处处掣肘国民政府。
对中共存有幻想的美国官员 当时左右战局的关键是美国的态度。美国杜鲁门政府表面上支持国军，但实质上，在民主党孤立主义的传统下却不希望介入国共内战，而且民主党的政治意识型态倾向左派，对共产党的本质认识不清，还希望国民党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帮助中国建立两党制民主政治。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从国共内战前就已介入国共纷争。在1942年至1944年太平洋战争（中国对日抗战）期间，史迪威透过马歇尔介绍，来到中国担任蒋介石委员长的参谋长。但史迪威本人十分同情中共，他宣称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是“赤色份子”，也就是“革命份子”，他还说革命是美国的传统，中国需要革命，因此美国应该支持中共。[1]
当时史迪威重用一群美国年轻外交官担任他的顾问或助手，其中最有名的是谢伟志和戴维斯。然而，这些人均十分亲共，谢伟志和戴维斯经常撰写政情报告，鼓吹美国与中共合作，被称为“戴谢集团”。1944年10月，仍在对日抗战期间，戴维斯曾建议美国秘密提供武器与中共，并承认中共为独立政府，此即著名的“戴维斯建议”（Davies Proposal）。回到美国后，谢伟志因担任左派杂志《亚美》编辑，以间谍罪遭联邦调查局逮捕（《亚美》杂志被发现拥有美国政府失窃档案）；戴维斯1954年则因“欠缺忠诚度及判断力”的问题被国务卿革职，离开美国政府。[2]
对日战争结束后，马歇尔来到中国调停国共内战，和其一手提拔的史迪威一样，他也对中共存有幻想，还很惧怕中共。蒋委员长这么评价他：“近察马歇尔之心理及其态度，乃极以对共交涉之破裂或停顿为虑。时现恐惧与无法应对之情态，其精神几已完全为共党所控制，一唯共党之要求是从，无敢或违，凡与共党心理抵触之条件，皆不敢向共方试谈，其畏共之心理竟至如此。[3] ”
中共下决心打内战 “和谈”只是谎言 中共实际上已决定跟国民党决战，在日本投降之际，毛泽东即下令共军进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夺取“武器和资财”。所以，面对马歇尔调停，中共绝无谈判诚意，表面上以国共“联合政府”做诉求，也不排除签署停战协议，争取美国支持，以此拖延时间，阻止美国全面支持国民政府；实则一再撕毁停战协议，袭击国军。
一开始在美国人面前，中共表面上是以一贯的谎言骗术应对。时任中共发言人朱德一方面欢迎美国调处，一方面又攻击美国挑起内战；刘少奇对《纽约时报》说，中共的政策是建立在国家、私有制与合作企业上的民主资本主义，中共不追求苏联共产主义的模式，中共的计划相当于美国在杰佛逊和林肯时代的经济理念；彭德怀也表示，中共追求的是一个自由、独立和民主的中国，美国不必担心中共会与苏联结合。
毛泽东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公开表示“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4]
中共的谎言权术的确一流，从戴谢集团到史迪威，再到马歇尔，他们都被中共欺骗，对其存有幻想，认为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中共和苏联的关系并不密切，国民政府不值得支持；结论便是美国应该阻止内战，促成联合政府来推动中国的和平统一。[5]
中共数次打破停战协议 大举发动攻击 1946年，中共单方面破坏停战协定，在东北大肆进攻，然而，国民政府也有顶尖的军事人才，当时国军孙立人将军即率军北上，连战皆捷，接连收复本溪、四平街、长春、永吉。就在中共东北战况不利，眼看就要惨败时，马歇尔因国共内战重开而回到了中国。中共代表周恩来遂立即要求停战，并以“如不停战中共即展开全面攻势”为条件，威胁马歇尔。
在停战令下达三小时后，中共东北军队又片面打破协议，分兵四路向政府军进攻。国军为遵守停战令，未作抵抗退守松花江以西。
由于中共不遵守停战协定，还利用停战协议的机会大举发动攻势，甚至公然击杀调处小组的政府成员雷奋强少校与郭子祺少校，因此，马歇尔立即召开三人小组会议，决定两军停战，并要追究两国军少校被击杀的责任。[6]
自此，中共一方面感到马歇尔调停已经成为它发动内战的严重阻碍，另一方面又因为东北内战根据地已经基本巩固，于是，中共乃决定反对美国调停，决心策动反美运动，全面开战。
利用沈崇案 成功发动反美浪潮 1946年12月24日晚，中共设计地下党员北大先修班学生沈崇引诱美军伍长皮尔逊与之发生关系，再由中共事先派人埋伏的人当场发现，指称“美国人强奸中国人”，之后便不断地大肆炒作此事件，史称“沈崇案”。[7]
事发几天内，中共中央统一指挥部署，发出《中央关于在各大城市组织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命令“在各大城市及海外华侨中发动游行示威”。1946年12月30日，在北京地下党的领导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动乱迅速掀起，并波及全国30多个城市，有50多万学生走上街头，成了谋杀国民政府的 “第二条战线”。[8]
一时间新闻纷飞、群情激愤，学生示威、罢课，随后还发动罢工、罢市风潮。通过沈崇事件，中共成功达到“妖魔化美国”的效果。
杜鲁门见马歇尔的调停行动无成，加上中国反美浪潮高涨，于是下令召回马歇尔。1947年1月8日，马歇尔黯然返美，美方调停行动失败。
[1] 关中，《中国命运．关键十年：美国与国共谈判真相（1937 ~ 1947）》，台北：天下远见，2010，页74[2] John Paton Davies was dismissed from the Foreign Service as a security risk by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Foster Dulles, 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a Security Hearing Board that found him to be loyal to the United States but lacking in “judgment, discretion and reliability”。https://www.trumanlibrary.org/hstpaper/davies.htm[3] 蒋介石，蒋公日记（1946年4月28日）[4] 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讲演，中国共产党新闻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62/64165/68640/68649/4680976.html[5] 关中，《中国命运．关键十年：美国与国共谈判真相（1937 ~ 1947）》，台北：天下远见，2010，页75[6] 可叹的是，马歇尔却将调停不顺利归咎于国民政府，并向杜鲁门提出停止出售军事武器于国军之意见，直到1946年8月，杜鲁门正式宣布此命令。[7] 辛灏年，《谁是新中国》[8] 古仁达，《强奸还是色诱？：“沈崇事件”主角披露实情》http://www.epochtimes.com/gb/12/10/2/n3696045.htm作者：李靖宇
（转自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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