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1月22日訊】中共自建政以來，高層利用權力滿足淫慾，使得性關係紊亂，導致傳統家庭結構徹底解體的現象成為常態。有中共高級特工揭秘中共高層男女關係的混亂狀況，及淫亂的共妻生活。
台灣共產黨書記蔡孝乾是中共黨史上的一個重要人物，也是中共恨之入骨的對象。他早年加入中共，曾參與「紅軍大逃亡」（即中共口中的長征）。
國民黨退守台灣後，蔡孝乾被中共派到台灣潛伏，成為台灣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人。1950年被國民黨逮捕後，供出大批中共安插在台灣的特務人員，令中共在台灣的諜報組織摧毀殆盡。
蔡孝乾加入國民黨後，撰寫了《台灣人的長征記錄——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一書。回憶了當年中共高層在蘇區淫亂的共妻生活，民間傅統的倫理道德觀念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
書中回憶，當年中共在江西建立的所謂蘇區標榜婚姻自由，男女關係極端紊亂。在中共統治下的江西蘇區和陝北蘇區盛行「一杯水主義」的自由婚姻關係，嚴重地破壞了中國固有歷史文化傳統和倫理道德觀念。
中共在江西蘇區所推行的蘇維埃式的婚姻制度和中共高階層內部在婚姻關係上，所表演的醜劇，深刻地影響了當地單純簡樸的農民家庭生活的劇烈變化，造成了嚴重的惡果。
當年蘇區的婦女離婚、結婚都是自由的、任意的，一個女子結婚三、四次，甚至五、六次都是司空見慣。而這裡所說的，還是指公開的婚姻關係而言，至於非正式的「秘密老公」或「秘密老婆」之類的現象，更是非常普遍。
鄧小平的第二任妻子金維映當年就曾在蔡孝乾面前抱怨說：蘇維埃的《離婚條例》明明規定，蘇維埃公民離婚是自由的，不但男女雙方同意就可以離婚；即使男女任何一方堅決要求離婚的，也可以離婚。
為什麼非紅軍家屬離婚可以自由、而紅屬就沒有這種自由呢？但紅軍家屬在地下亂搞，年輕的紅軍家屬沒有「秘密老公」的實在太少太少了。這不就是對紅軍家屬過份的壓制所造成的惡果嗎？
書中還披露了當年中共高層男女關係的混亂狀況。
中共高层淫亂共妻生活
事實上，中共自建黨之後，高層利用權力以逞淫亂是一種常態。
從曾任中共宣傳部秘書的鄭超麟的回憶錄《革命與戀愛》的章節中可以看出，已有家室的中宣部長彭述之先是與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胡搞，後來又與羅亦農的妻子睡到了一起；向警予死後，蔡和森又奪去了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純。
而羅亦農後來又奪去了賀昌的妻子諸友倫；李一純則先後與楊開智、李立三和蔡和森都組成過家庭；與朱德的前妻（朱敏的親生母親）私通者，正是供出羅亦農的人，後遭中共暗殺。他們之間關係的混亂，到今天都很難梳理清楚。
毛澤東等人到了延安不久，中共高官開始了第一輪的換妻潮，毛澤東首先停妻再娶，拋棄賀子珍而和江青搞在了一起；黃克功求婚不成、竟連開兩槍殺害陝北公學只有16歲的女學生劉茜，而且事後還大言不慚地反誣「劉氏狼心惡毒，玩弄革命軍人!」
鄧力群趁著李銳在延安整風時挨整之際，趁虛而入，佔有了後者年輕的妻子范元甄。這些都是當時延安流行的一種風氣。
所以，作為文化人的王實味、丁玲來到延安之後，看到了封建性的專橫與野蠻，這才寫下了《野百合花》、《三八節有感》 ，抨擊延安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等亂象。
有一個史料，賀龍從前線來到延安，沖著王實味這幫子文人大罵：「老子在前方賣命，你們在後方罵娘！」
前中共中南局書記陶鑄的妻子曾志，在回憶錄《一個革命的倖存者》中自曝，被中共稱之為「革命聖地」的延安，如同地獄的淫亂共妻生活。
曾志的回憶錄中寫道，當時和她一起參加革命的青年男女，「白天走上街頭巷尾或深入農村，晚上回來卻是又唱又鬧，瘋瘋癲癲的。夜間男女也不分，幾個人擠在一張床上。」
到了今天，隨著中共權力的不受約束和金錢的腐蝕毒化，中共官場上淫亂更為變本加厲，無以復加。（新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