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斯新闻网的战地记者贺·麦凯(Hollie McKay)首先介绍了由国际人权机构“终⽌中共移植滥⽤国际联盟”(ETAC)发起的“中国强制摘取良心犯器官问题独立法庭”(简称“中国法庭”(China Tribunal))今年6月的终审裁决,并采访了几位在“中国法庭”上作证的证人。
记者贺莉在报导中说,这是一场噩梦,被掩藏在公众视线以外,难以证明,被销声匿迹近20年。
但是,人物故事和证据慢慢地冒了出来,表明中国监狱和劳教所中关押的被边缘化的群体成员的器官是在不情愿地情况下被摘取的。受害最严重的是一个精神团体,法轮功,他们因为坚持以打坐和修善为基础的佛家信仰而受到迫害。
在对所有可获得的证据进行了12个月的独立评估之后,“中国法庭”在今年6月发表了最终裁决结果。该法庭由盖夫里·尼斯检爵士(Sir Georgrey Nice QC)主持,他曾经领导国际刑事审判法庭对前南斯拉夫独裁领导人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的起诉。尼斯爵士“肯定地说”:“在中国,从良心犯人身上强制摘取器官已经实施了相当长的时间”。
该法庭在最终结论中说:“强摘人体器官已在中国各地大规模发生多年,法轮功学员是其中一个——而且可能是主要的——人体器官来源。” 该法庭报告还指出,中国不断发展的移植业的产值已经超过10亿美元。
中国法庭的结论还强调,“(中国的医生和医院保证的)器官移植的等待时间不寻常的短暂”,许多网站上刊登着出售心脏、肺脏和肾脏的广告——这表明是一直按需供货的产业。中国法庭的结论还认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人的反人类罪行已无可置疑地得到确认”。
根据提供给法庭的证词和福克斯新闻的采访所描绘出的画面是,这种残酷的(器官活摘)交易经常是在受害者还活着时进行的。
曾铮作证:因为患过肝炎而逃过被摘器官的厄运
2000年2月,曾铮因为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而被捕,在位于中国大兴县的一个劳教所里她的病史被进行了严厉的讯问。曾铮被抽血,她告诉他们她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患有丙型肝炎。
曾铮告诉福克斯新闻说:“12天后,我的(狱友)因被强迫灌食而死亡,患有丙型肝炎可能让我没有资格成为器官捐赠者。”
没有想到,患有丙型肝炎很可能倒挽救了曾铮的生命。
韩雨作证:父亲的尸体上从咽喉直到肚子有开膛后的缝线
韩雨在2015年7月20日被绑架,在北京海淀区拘留所被拘留了37天。
回到2004年5月,韩雨的父亲,一名法轮功学员,被抓到拘留所杳无音信三个月后,韩雨接到电话,称她父亲死了。然后又过了大约一个月后,一家人才被允许在良乡区孝庄村的太平间里看到韩雨父亲的尸体,在场的有几十名当局派去的人员监视他们一家人的所有举动。
韩雨回忆道:“即使给做了化妆后,我仍然看到他的脸上有明显受伤,左眼下方的严重瘀伤也很突出。从喉咙向下直到到衣服盖住的地方有一道缝线。我试图解开(父亲)衣服的扣子,警察看见了,迅速将我拖了出去。后来,另一名家人走进去,继续解开(父亲的)衣服纽扣,发现缝线一直缝到肚子上。”
韩雨怀疑他父亲是被摘除器官的受害者。她强调说,她家没有给尸检报告,父亲的尸体被匆匆火化。
韩雨继续说道:“当父亲被安葬时,我们甚至都不许哭。”她回忆着警方一路跟着他们,看着他们的举动,禁止他们拍摄任何照片。 “听说‘器官活摘’的事情后,我无法想象父亲临死前发生了什么事。它确实发生了,而且还在发生着。”
江莉作证:父亲被火化时还活着
江莉始终认为,她的父亲,法轮功学员江锡清,也是这种惨案的受害者。江锡清于2008年5月被捕,并被送往劳教所。 2009年1月27日的下午,江莉和其他三位家庭成员去探望父亲。
江莉回忆说:“他的身心都是健康的、正常的。然而在第二天下午3.40,劳教所给我哥哥打了个电话,说他死了,然后马上就挂断了电话。我家七人,在警察的指引下,于晚上10:30到达停尸房。他们宣读了规定——我们看尸体只能看五分钟,不许带照相机,不许带通讯设备,我们只能去冷冻室看他的头部,而不能看他的全身。”
但是,当江莉的姐姐去摸父亲的脸时,她惊叫起来,父亲的人中还有温度,而且他的上牙咬着下唇。父亲还活着!
江莉继续回忆说:“我们把父亲的身体拉出来一半。我们摸了摸他的胸部,感觉有温度。他还穿着羽绒服。我姐姐准备给他进行心肺复苏术。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被四个人强行拖出了冷冻室。穿制服和穿便衣的警察又把我父亲的身体推入冷冻室。他们要求我们为火化迅速签字,还要支付火化费。”
之后,江莉一家试图寻求一些正义——但是他们的律师最后也被关押起来了,江莉的家也遭到袭击。江莉说,2010年时,她被毫无理由地解雇,并且也被拘留了。
中国“器官活摘”研究中心(COHRC)的研究和分析
经过多年的地下研究和分析,中国器官活摘研究中心(COHRC)在今年7月发表了自己的报告,他们认为“(中共)按需杀害良心犯,是国家政府推动的、以行业规模经营,并由军方和民间机构共同执行。”他们也在“中国法庭”上作证了。
根据COHRC的报告,(器官活摘的)幸存者说,他们通常会被安排进行频繁的体检、超声波检查和X光检查,以便于当局进一步监测受害者,来确定谁的器官足够健康到可用于移植的目的,而大多数人在严酷审讯中都被推到了(生死)边缘。
中国(中共)声称自己拥有亚洲最大的自愿器官捐献系统,但专家们认为,中国没有自愿捐献器官的历史,官方数字——每年进行1万例器官移植手术——是“低估了实际数量”,COHRC的研究者们估计中国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每年可能在6万到10万例。
根据COHRC,器官移植赚得钱可以堆成山。 2007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医院对肾脏移植手术的收费超过6.5万美元,对肝移植的收费是13万美元,对肺或心脏移植的收费超过15万美元。绝望的患者可能会为得到最快速度的新器官“捐献”而付出高昂的代价。
据称(强摘器官)这种做法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是小规模的,最初是从死囚犯身上“强行摘取器官”。但在2000年左右规模开始激增,关键原因是法轮功(被镇压)。
COHRC 的报告说:“中国(中共)后来声称死囚犯同意将器官捐献给国家,以赎回他们对国家犯下的罪行,中国(中共)声称这种做法已在2015年1月停止。但是,器官移植活动在中国是从2000年开始激增的,加上成千上万的器官移植游客前往中国购买器官的报导,这都表明,(中国)器官的供应量远远超过了单单从死刑犯那里获得的器官(数量)。”“中国移植业的规模和其它证据表明,中国(政府)有可能参与了‘强摘器官’和利用良心犯器官牟利的行为。”
“中国法庭”也申明:“本法庭未得到与中国器官移植产业相关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已被拆除的证据,也未得到关于为何能如此轻易地获得人体器官的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得出结论:器官强摘时至今日仍在进行。”
COHRC的带队研究员葛蕾丝·尹(Grace Yin)指称,(中国政府)承认滥用不那么严重,并宣称(摘取器官)只发生在等待死刑的人身上,(中共)政府正在“将注意力从更严重的问题上转移开”。
她说:“根本问题仍然可以追溯到共产党对信仰团体的迫害,和共产党以敌意对待它们自认为对其意识形态控制造成威胁的团体。”
新疆维吾尔族人的器官也可能正在被强摘
美国著名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高级政策分析师和亚洲研究专家奥利维亚·埃诺斯(Olivia Enos)同意认为,长期以来,“器官强摘”一直是侵犯人权行为中的一个被忽视的方面,并且主要是来自于法轮功团体的报吿。
但是她发现:“最近几个月,随着新疆危机的加剧,新的报吿表明维吾尔族人的器官可能也在被强摘。”
新疆问题已成为头条新闻,有100万穆斯林维吾尔人被送进“集中营”。中共领导人断然否认其做法不当,坚称维吾尔人是在“再教育营”中。中共还加倍表示中共政府尊重宗教权利。但是四名维吾尔人在“中国法庭”上作证说,他们在拘留期间被迫接受了器官扫描检查。
东突厥斯坦流亡政府驻美国的代表、处在困境中的维吾尔族领导人萨利赫·休达亚(Salih Hudayar)告诉福克斯新闻(Fox News)说,中共政府声称“所有器官移植都需要书面同意”,但实际上不太可能有任何这样的同意书,如果有的话,那是“被酷刑折磨后”得到的。
休达亚继续说:“新疆在2016-2017年期间收集了声纹(Voiceprint)和视网膜扫描信息,我们当中有些人担心它们可能会被用于器官配型。我们担心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可能不仅在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而且还在摘取维吾尔人、藏传佛教徒、中国基督教徒和其他良心犯的器官。”
美国共和党已经采取行动
美国一些政治领袖正在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调查这一恐怖指控。
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RNC)委员肖恩·斯蒂尔(Shawn Steel)告诉福克斯说,“这是如此异常,令人难以置信。那个政府竟可以那样辱灭一个人的生命。 医疗旅游业是个大生意;如果你很有钱,你可以在一两周内得到所需的器官。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为此牺牲掉,可是(这事)却没人讨论。”
今年早些时候,斯蒂尔向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RNC)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谴责中共政府从囚犯那里“强摘器官”的做法,该决议在8月份的共和党夏季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这标志着美国主要党派对此事第一次做出明确指控。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代表没有回应任何询问,中共政府一直否认任何关于非法摘取器官或虐待囚犯的指控。
但是许多人确信“器官强摘”的事情仍在发生。
于溟作证:我们不能保持沉默
今年47岁的于溟也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刚到美国不久。他表示他自己在中国多次被中共的执法人员“绑架”,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13年8月,然后他被关到沈阳拘留所,在那里他被殴打到失去知觉。
随着时间流逝,于溟的朋友们“失踪”了。他的法轮功朋友高一喜也被迫害致死,高一喜的家人回忆说,“他的眼睛睁的大大的,腹部塌陷,里面没有器官。”
于溟说,过去几年来,他在中国大陆对几家主要的军事医院进行了秘密采访录像,他把这些录像交给了“中国法庭”,作为指控中共非法器官移植的证据。
于溟接着说:“(高一喜)的家人只得到一堆骨灰。我们不能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