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被視爲中共對港強硬手段獻策者。香港明報3日發表了田飛龍的一篇以“愛國者治港”爲主軸的政論文章稱，2021年出臺的香港新選舉法將會是“憲法時刻”，一方面對香港建制派提供更多席位的同時，北京也將升級對香港建制派的要求，如果乾不好就必須下臺，因爲中共中央政府需要的“不是橡皮圖章或忠誠的廢物”，而是“賢能的愛國者”。
文章發表後，引發香港建制派的關注和揣測，紛紛議論誰可能是黨眼中的“忠誠的廢物”。
對此，香港資深時事評論人士劉細良8日在《蘋果日報》撰文指出，國安法立法前，香港主要存在反對派與中共的矛盾。如今中共打倒泛民派，香港重構之後，中共已從制度上大幅壓縮反對派的政治空間，中共眼中的“主要矛盾”已除。接下來中共勢必將對真正掌權的三大勢力下手，而這三個鬥爭的新目標分別是：香港建制派、香港政務官羣體（即“AO黨”）和香港商界。
劉細良還進一步分析指出，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共政府後，以陳方安生爲代表的香港政務官“AO黨”就已被中共盯上，但因爲這個羣體多達700人負責着香港政府的操作，所以中共不敢輕舉妄動，但也採取了一些削弱AO黨的舉動，例如公開批判陳方安生，搞高官問責制等。
而香港建制派雖然政治資源充足，但他們只是一羣毫無政治論述能力的 “忠誠廢物”。
至於香港商界則只是食政治免費午餐，中聯辦需要幫手時的“舉手機器、橡皮圖章”。
劉細良說，這些人沒有問責可言，也沒有共同政治信念，只是按中共指示行事的烏合之衆，從政只爲個人利益，也談不上政治忠誠。
劉細良認爲，即使中共鬥倒這三大勢力，或由海歸的新香港人取代，也不可能達到其“又紅又專”的要求。而對提升香港治理水平而言，更只會適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