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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香港沒有退路(內附中共派系鬥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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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流亡者們】

國安法雖然看似兇殘,但是實際上卻更多反映了中共的外強中乾。因為共產黨的眼裡從來都沒有「法律」二字,「暴力」才是它唯一能讀懂的語言。在共產黨有能力直接出兵鎮壓的情況下,它是絕對不會浪費時間去頒布什麼法律的,因為任何法律對它來說從來就只是一紙空文。所以,國安法更多只是說明:中共還沒有做好出兵香港的實際準備,它在香港已經被抗爭者逼至絕境,暫時對抗爭者無計可施。但是,這種狀況不會一直持續下去,因為「中國即將全面挑戰世界」的大局已定,無論怎樣,中共都將對香港實施全面侵略。所以,香港人絕不能繼續心存僥倖,應當盡早明白「香港獨立,唯一出路」、以及「不惜任何代價也一定要堅持抗爭」的道理。

為了清楚說明這點,我們會陸續發佈長文說明:

這些文章全都摘自流亡手足新書《即使明天不會更好 — 致香港抗爭者》。

之所以說中共在香港沒有退路,其實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在香港問題上退讓會直接導致習近平和中國共產黨自身的毀滅。為了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首先仔細回顧中共的派系鬥爭歷史,並釐清如今中共面臨的真實政治形勢。

中國在進行改革開放之前,其幹部派系主要分為兩大派,「共產國際派」(以周恩來、鄧小平為代表)和「土鱉幹部派」(以毛澤東為代表)(「土鱉」是大陸用語,意為「沒見過世面的鄉下人」)。在絕大多數時期,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在奪取中國政權以前,受過蘇聯直接培訓的共產國際派始終處於絕對核心和不可替代地位,中國共產黨的主要政策,組織架構,情報、人事、軍事等核心部門以及主要物資和財政也全都主要由他們牢牢掌控。而像毛澤東這樣沒有留過洋的土鱉幹部,基本都屬於無足輕重,甚至用完就扔的角色。用史達林自己的原話來形容,就是「槍斃游擊英雄(指毛澤東)是件好事」。這就是為什麼,1931 年由共產國際直接培訓的周恩來、王明、張聞天、博古等人一到江西,表面上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最高領導的毛澤東主動交出全部軍事和政治權力,還不停地向這些人寫信表示自己的忠心。因為他在心裡非常清楚,這些接受過共產國際直接培訓的幹部,才真正掌握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核心命脈。他們中任何一個人的實際權力,都比他這個表面上的「政府首腦」地位更高,也都可以輕輕鬆鬆的捏死他。隨後,正如毛澤東所預料的那樣,即使是他一再寫信表示忠誠,但仍然還是沒能避免被公開批鬥的命運,甚至屢次與死亡只有一線距離。

雖然憑借著極高明的個人權術和超好的個人運氣,毛澤東後來還是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高領袖,然而共產國際派在中共的核心地位卻從未改變過。從根本上講,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幾乎全部來自於蘇聯。比如,如果沒有蘇聯顧問和相關軍事、技術人員的支持,中國共產黨的本土幹部根本就沒有指揮大規模軍事戰役和工業建設的能力,也根本不可能戰勝中國國民黨。史達林直到去世以前,一直都被毛澤東稱為「慈愛的父親」,顯而易見的原因就是:只要史達林一聲令下,毛澤東周圍的共產國際派幹部隨時都可以要了他的小命。正因為如此,毛澤東一生在中共內部的主要權力鬥爭,幾乎都是與「不斷提高自己在黨內的不可替代性、不斷分化和削弱共產國際派對自己的威脅」有關。從最早的四十年代的整風運動,一直到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根本動機始終都是如此。而他之所以一直格外注重自身「偉大領袖」形象的塑造,與其說是出於自戀或虛榮,不如說更多是出於無奈。因為始終不能在情報、財政、人事等要害部門建立起自己的嫡系人馬,他才不得不更多依靠處於權力外圍的輿論、宣傳來彌補,也就是通過利用「誰反對毛主席,誰就是在破壞全體中國人民翻身做主的偉大事業」的意識形態工具,將整個中國的命運和他自己的個人命運完全綁定在一起。

雖然毛澤東至死都沒能消滅共產國際派在中共的強大勢力,但他對蘇聯的背叛,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各種政治運動,還是對共產國際派造成了很大破壞。最致命的是,他還在臨死前果斷促成中美建交,這不僅徹底斷絕了中共重回蘇聯懷抱的可能,也確保了即使在他自己死後,他的敵人們也只能繼續延續他「背叛蘇聯,投靠美國」的政治路線,而不敢完全推翻他「黨和國家的偉大領袖」的政治形象。最終,在毛澤東死後,重新掌權的共產國際派幹部(如鄧小平)只能通過將他的妻子、孩子和政治繼承人送進監獄而對他進行報復。而在無法重新通過蘇聯輸入組織和技術資源的情況下,他們也不得不重新恢復高考,並依靠中國的傳統方式 — 考試來選拔、補充幹部隊伍。自此,通過考試選拔上來的幹部逐漸在中共內部佔據了大多數。

這些通過考試進入中共體制的新興幹部,構成了如今「改革開放派」(以江澤民為代表)的主力。他們看似勢力強大,但本質上就是毫無原則、毫無凝聚力的一盤散沙。從出身上講,他們大多不是幹部家庭出身,因為真正有「紅色血統」的人,根本不需要通過考試進入體制。這些新興幹部之所以能夠進入體制,就是憑借他們的個人才智。而黨組織最初提拔他們的時候,僅僅是把他們當作懂技術的僕人來使用,而不會讓他們真正進入權力核心。在改革開放期間,鄧小平公開倡導「不管黑貓白貓,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也就是說,任何人只要能給共產黨帶來金錢和技術,就不在乎他是什麼人,使用的是什麼手段。這就使得最後的成功者,全都是一些毫無原則、懂得不擇手段為自己奪取最大利益的人。不僅如此,由於中共的教育系統本來就是以「培養奴隸」為主要目的,通過這樣的教育系統選拔出來的幹部,擅長的僅僅是背誦和做題,而不會有真正的政治理解力和決斷力。他們的價值觀通常都是片面、扭曲和邪惡的,彼此之間尤其不能真正相互信任。所以,這些新興幹部最多只能自發形成一些分贓小團伙,而不能形成什麼真正有組織力和決斷力的政治組織。無論他們看上去掌握了多少權力或財富,本質上始終都只是一盤散沙,極易被攻破和操控。

改革開放對共產黨來說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幫助了中共從世界騙到最為急需的資金和技術,同時也讓「資本主義世界的糖衣炮彈」嚴重腐蝕了中共自身的組織力和殺人能力,從而大大弱化了中共對中國的實際控制力。我們要知道,共產黨的組織力和黨員的忠誠,從來都只能依靠赤裸暴力和恐懼來維持,一旦共產黨試圖讓自己按照一個正常政黨或正常政府運行,它的組織力和殺人能力立刻就會直線下降。廣大共產黨幹部在通過改革開放發了橫財的同時,他們的身心也都漸漸變得更加適應「墮落的資本主義」而非「偉大的革命事業」。他們對共產黨的忠誠度大大降低,同時共產黨對中國社會的實際控制能力也大大降低了。像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興起的法輪功、全能神等組織,之所以能夠成長起來,就是因為中共的實際控制力,特別是對社會基層的實際控制力已經大不如前。如果同樣的事發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這些人剛一露頭就會被共產黨的基層幹部,甚至自己的家人扼殺在萌芽之中。

隨著中國越來越融入世界體系,這些新興的改革開放派幹部也越來越覺得,蘇聯的倒台早已證明了共產主義已經名存實亡,中共的統治之所以還能維持,主要就是因為還有他們這些人可以不斷從世界引入技術和資金。憑借著腐敗和賄賂等手段,他們開始越來越多地進入中共的權力核心,甚至中央決策層(如江澤民)。他們越來越覺得,政權遲早會自動落入他們的手中。所有這些,都讓那些真正掌握著統治權和殺人能力的紅色權貴們深切地感受到:如果改革開放再不結束,中國就真的不再姓「共」了。

眼看自己的紅色江山就要被顛覆,這些掌握著核心統治權的老幹部們開始聯合起來明確表示:中國只能姓「共」,不能姓「資」,政權必須始終掌握在自己人手裡,中共未來的最高領導人只能在老幹部們的後代中選出。面對他們的強硬表態,這些原本看似已經在外交、經濟、技術、文化等各方面佔據相當大權力的改革開放派幹部,瞬間就暴露出自己毫無組織力和決斷力的本來面目,不得不同意老幹部們的幾乎所有要求。經過各方角力之後,習近平被選為了下一任中共最高領導人。

起初,在改革開放派看來,習近平雖然是老幹部後裔,但他的父親習仲勳與毛澤東一樣,並不屬於處在核心地位的共產國際派,所以實力並不強。同時,通過以往習近平在福建和浙江一帶的政績來看,這個人也並沒有多少工作能力和野心,甚至被很多高層幹部嘲笑為傻瓜。所以,即使讓他上台,也不會有太大的威脅。但是,這些自以為聰明的改革開放派幹部萬萬沒有想到,正因為習近平的實力明顯不足,他才不得不更加倚靠意識形態武器,把共產主義和大中華主義路線堅持到底,也就是說完全鏟除改革開放派賴以存在的根基。

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習近平首先以反腐名義,把改革開放派當中對自己有直接威脅的幾個敵人先後送進了監獄。隨後,他開始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等名義繼續強化自己的政治話語權,並不斷加強共產黨中央對軍隊、警察等強力部門的直接控制。通過「一切警察歸中央統一領導」的政策,他也在事實上廢止了現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作根基(參見本書第一章)。直到此時,那些原本以為習近平是傻瓜的改革開放派幹部才開始大呼上當和後悔。但他們除了故意不執行上級政策,和暗中散布一些「習近平即將下台」之類的謠言之外,再沒有其他實質行動。可以說,如果不是因為習近平自身的實力嚴重不足,這些一盤散沙、貪婪懦弱的改革開放派幹部早就已經被他清洗乾淨。我們之前講過,在共產主義的權力世界裡,政治平衡一旦打破,勝利者都只能「永遠勝利」下去,否則必然會被黨內敵人反攻倒算,趕盡殺絕。毫無疑問,現在鬥爭的雙方已經在事實上處在你死我活的位置上。對於習近平自身來說,更是毫無退路可言,無論代價如何巨大,他都一定會將「共產主義」和「大中華主義」堅持到底。

1642 年的明帝國已經進入末年,不僅松錦之戰(明軍與清軍入關前的最後總決戰)幾乎讓它損失了自己的全部精銳部隊,國內的叛亂也已經完全壓制不住。內憂外困之下,崇禎帝不得不派出兵部尚書(相當於今天的國防部長)陳新甲與滿洲(後來的清帝國)進行秘密談判,企圖通過正式承認對方獨立,並贈送金錢、物資來換取對方停止進攻。然而不幸的是,因為保密工作沒有做好,消息最終傳到了其他大臣那裡,隨後,又迅速在整個朝廷乃至民間傳播開來。得知這個消息,幾乎所有大臣和民間輿論領袖都一致高呼:「滿洲自古以來就是大明帝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誰承認滿洲獨立,誰就是大明帝國永遠不可饒恕的歷史罪人;我們即使國破家亡,也必須和滿洲人戰鬥到底!」最終,崇禎帝不得不迫於意識形態壓力,公開頒布詔書,稱自己堅持保衛明帝國領土完整的決心一刻也沒有動搖過,大明帝國會堅決將戰爭進行到底;密談只是兵部尚書的個人行為,應當將他處以死刑。於是,原本是受崇禎皇帝旨意與滿洲人議和的陳新甲,就這樣被當作替罪羊殺掉了。短短兩年之後,滿洲人和國內的叛軍幾乎就在同一時間殺入了北京,崇禎皇帝在親手殺掉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們之後,也選擇上吊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1642 年的崇禎皇帝之所以寧可帝國覆亡,也要堅持意識形態,不是因為意識形態本身多麼重要,而是因為已到末年的明帝國已經失去了真正的權力核心 — 軍隊和金錢,自身統治本來就已經岌岌可危。當意識形態成為帝國維繫自身的唯一倚靠,那麼崇禎皇帝即使知道前方是絕路,也必須硬著頭皮把明帝國的意識形態堅持到底。同樣地,正是因為有「誰不服從蔣委員長的命令,誰就是中華民族的罪人」這樣的意識形態工具,蔣介石才成功壓制了各個反對他的地方獨立勢力。但隨後,也正是「決不能成為中華民族的罪人」這樣的意識形態迫使他堅決不能在滿洲問題上讓步,因而不得不向遠比他自己強大的蘇聯開戰,並在最終失去了整個東亞大陸(參見本書第二章)。意識形態從來都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以幫助使用者有效束縛自己的敵人,但也同時不可避免地綁架了使用者自身。

如今的共產黨就如同當年的明帝國一樣,由於自身的核心統治力量(嚴密的黨組織和殺人能力)已經大大削弱,所以不得不倚靠意識形態(共產主義和大中華主義路線)來維繫自身脆弱的統治。它就像一個疾病纏身、行將死亡的老人,一旦政治神話破滅,都會隨時讓它的統治陷入崩潰的危險。正因為如此,原本沒什麼真實實力的習近平,才能通過「誰不服從黨中央(習近平)的領導,誰就是在阻撓共產主義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樣的意識形態工具,成功壓制黨內敵人,並將整個中國的命運和他自己的個人命運完全綁定在一起。但是,習近平自身的處境要比崇禎皇帝糟糕得多。因為單就統治合法性和在真實的權力地位而言,習近平都遠不能和崇禎帝相比。對崇禎帝來說,只要他能真正放下身段,放棄長城以北,甚至長江以北,他的小朝廷可以至少再維持幾十年。所以,他其實是有退路的人。而現在的習近平,不要說放下什麼,哪怕僅僅是停止主動進攻,都會立刻被那些早已對他恨之入骨的黨內敵人撕得粉碎。如果說,「大中華主義」讓崇禎帝在滿洲沒有退路,那麼,如今被「共產主義和大中華主義」綁架的習近平和中國共產黨在香港、台灣、新疆、西藏就更加沒有退路。即使明知代價巨大,他們也必須硬著頭皮把「共產主義和大中華主義」堅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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