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里，我比一般的同学小，所以个子在班级里也是小的，座位总是在前面。林生的座位是在后面的，所以，我在前边干什么事，他是能看到的。我很贪玩，会时常把他给忘记了。我不知道他在后边干什么，但是我干什么，我跟谁玩，他是清楚的。
有一次，我正玩得尽兴时，林生过来跟我说：“阿南，你别跟宋倩玩了。她有点傻，你老跟她玩，你也该变傻了！”
林生的这套理论，也不知是打哪儿来的。宋倩在班里的学习成绩是很差，是显得笨，人却不坏呀！尽管我跟宋倩玩得很开心，但是，林生的话，我得听。因为，他不是别人，他是林生！
为了林生，我和宋倩疏远了，我很难过。
平时，林生基本上是随着我的，极少干预。他只是一直关注着我，留意着我。一旦看到了他认为的对我不利的、产生不好影响的，或者危险的事情，他才要管。
我们上学在一个班里，回家后，还是在一起玩耍。我很需要他，很依赖他。
在学习上，母亲对我的功课辅导花费了很多的心血。
某些方面，我自认为是个很笨的孩子，不及妈妈聪明，惹妈妈生气，因为她干教教不会我。恨铁不成钢，她就会动手打我。但是，在妈妈的帮助下，我仍然是同学中的佼佼者。我的作文成了全学年的范文，在各个班级里被朗读过。我的绘画在全校展览过，我还参加过全学年的数学知识竞赛，取得过不错的成绩。班级里少数被选上的参加学校的腰鼓队、军鼓队、秧歌队等活动，肯定也有我。
这样的学生，就容易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喜欢。在林生的眼睛里，我就是那个他什么都喜欢的人。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班的学习委员赵一洁曾是我最好的朋友。他的父亲是官员，母亲是医生，知识分子家庭。他们对孩子的教育很有一套方法，他们知道，一棵树木的培养，是从小开始的。
赵一洁在学习方面的意志力远比我强，我举一个例子吧。我们两个因为贪玩，忘记了去学校学习打腰鼓的事儿了，等想起来，已经晚了。我们跑到了学校，看到了腰鼓队的学生们正在休息。当时，我准备后退，不想去了，但赵一洁一定要去。我们去了以后，遭到了老师的严厉批评和同学们的数落。老师让我俩马上跟别的同学练习刚刚教过的鼓点儿。赵一洁很快就学会了，等到老师急眼了，我才学会。
赵一洁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为了让他们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环境，她的爸爸对家里的室内格局做了很大的调整，把一个大房间，分隔成了三个小的，以使他们都有各自独立的空间，互相不干扰。他们家的地面是水泥地，非常干净。那时，我们一般家庭的地面还是泥土地。她的父母把孩子的学习看得非常重要，并且他们想方设法给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我和赵一洁的关系渐行渐远，是因为她的父亲。我去赵一洁家找她，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玩。她的父亲见我总去找她，便直截了当地跟我说：“你以后不要来找一洁玩了，她还得学习，你别耽误她了！”她的爸爸出去后，我悄悄地问她：“你是还得学习吗？”她说是，并把她爸爸给她留的作业让我看，每天她要写五页正楷字，刚写了一页，还得写四页。我看了她写好的那一页，工工整整的，一点儿也不马虎。我问她：“那四页必须写吗？”“必须写！”她坚定地说，没有半点儿含糊。
我和她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完成作业，扔下书包，就撒丫子玩去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去她家找她玩过。
到了中学，重新分班，我和赵一洁仍然在一个班，但我们的关系不再像过去了，我们就像和普通的同学之间一样，不远，也不近。
整个三年，我和林生不在一个班，我们经常见面，却不说话，像不认识一样。
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这个班干部的委任，也很奇特。廖雨莎是我的邻居，我们在小学和中学都是同学。刚上中学，我们班的班主任姓马，他也是廖雨莎哥哥的老同学。上学的第一天，课间休息时，在操场上，马老师看见我和廖雨莎在玩，便问我叫什么名字。我答了后，他直接说：“行了，以后你就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了！”我和廖雨莎听了后，先是一惊，然后就是大笑。我的班干部就这么当上了，当然，我也没有辜负老师，该做的，我还是做好了。
十三岁那年，我来了月经，在同学中是非常早的。我告诉了妈妈这件事，她很兴奋，甚至有点儿小激动，“大姑娘了！你成了大姑娘了！不再是小孩了！”妈妈耐心地教我怎样叠卫生纸。
妈妈一直盼着我们长大，我是一个标志。她像看到自己种的庄稼一样，串苗了，拔节了，成熟了，收割了……一步一步，她陪着我。
妈妈后来回忆说，我来了月经之后，变化也很突然，不爱出去玩了，坐在炕头上织毛衣。
我的性格在不同的年龄段会有切换：学龄前是开朗型的，在小学变成了内向型，上了中学变回开朗了，老是变。
在这个学年段，我遇到了一件事。
（未完待续）
作者：大森林，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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