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你家搬走后，赵叔一家人搬来了。他们可能对巫婶的行为早有所闻。有一次赵叔用电，可能在锯什么东西，突然断电了，他以为是巫婶家干的，气冲冲地去了她家，一脚把门踹开，问她：‘把电掐了干啥？’巫婶吓着了，说：‘没……没掐呀……’赵叔查了电，一看，还真是冤枉她了，是电锯用电太多，断电了。巫婶对赵叔家和对你家，前后完全不一样。巫婶为什么对你家那样啊？”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她总是找茬，往我家杖子上泼脏水什么的。别人看见了，告诉了我妈，我妈还说：‘不能，这些年的邻居，大家处得都好好的，她怎么能干那种事。’再往后，巫婶就越来越过份了！我听我妈和我姐说过，好像是那时快过年了，我们家里有猪肉，就分给邻居家一些。巫婶就说我家给她的猪肉不好了，就因为这个，不断找茬儿。你说那猪肉，我妈能说专挑块儿不好的给巫婶家吗？诚心待她，她不但不感谢，还那样对我们家……”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王家那么能忍？为什么赵叔就一点儿不忍？
赵叔是官员，他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冲击，性格中也就不需要有那样的忍耐。
王家就不一样了……
再说一件看似跟爷爷更不相关的事。
我在国外认识一位华人朋友，她姓郑，比我年长，我叫她郑姐。有一次出差，她搭乘我们的车返回。在途中，我们聊起了她的个人历史。她六十三岁，一直未婚，我对这件事情很好奇。她的性格非常开朗，是一个可以和各种人交往的人。而且她是个很聪明的人，还会外语。有一件事，就是她对各种家用电器很精通，这是和一般女性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彼此很熟悉，她又是一个很放得开的人，我的直觉就是，我能向她提各种问题，并且她能给我最直接的回答。我不是对谁都这样问的，有些人是不可以的。
我问她：“你为什么这些年没有结婚？是没遇到合适的，还是自己的要求太高了？”
“都不是，是因为家庭出身。”
家庭出身？……
怎么又是这个问题？
我想到了林生的爷爷，想到了王家。也许，我从郑姐的身上能找到答案……
郑姐说：“我是天津人。过去，中国有很多非常大的资本家在天津，天津离北京近哪！天津也有很多名人以及他们的后代。比如我的同学是曹锟的后代，我的同事是袁世凯的后代。我爷爷是资本家，承包铁路的。
“在文革中，我们这些人，都是黑五类的子女。这类子女，如果是平民百姓，就更惨！没有好工作，上不了好学校，什么好事都没有你的！不像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高级知识分子。我父母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学的是土木工程，不管怎么样，政府还有用得着他们的地方，所以，我们家的生活，在经济上还是比一般的家庭好。
“我没有结婚，父母也没催，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家庭环境。那些年，说没有相中的，也不可能。有一个十九岁的男孩，当时我们俩个交往了。后来他跟他的家人说了，家里人说不行，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以后，再有人想跟我处对象，或者给我提亲的时候，我一定要把我的家庭出身先说了，告诉人家，我们是黑五类家庭。人家一听，就退缩了。我们这样的家庭，不仅对自己的生活、工作影响很大，甚至是对子女也是，永远都抬不起头来，都受影响。人家就告诉我，你别跟人说你的家庭出身，先处一处再说。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先说！那处着处着，到最后，又是因为家庭出身，再分了呢？我不能骗人啊！’一直就是因为这个，拖拖拖，拖到年纪大了，错过了好年龄，再找，就更不好找了。我不是不婚主义，我从来没有说我反对结婚。遇到了，我还是可以结婚的。
“我们家呀，黑五类占了几个，怎么也躲不过去。我爷爷是大资本家，我舅舅在美国，我姥爷是在国民党撤退时，一起去台湾的，回不来呀！两岸那些年，互相都不通。姥爷在台湾又成了新家。所以你看，资本家，知识分子，海外关系，国民党特务，我们家占了几样？黑五类，这些子女在上学、找工作等等，方方面面都受到排挤。那一块儿长大的，动不动就说你是‘狗崽子’，什么难听的话都骂。我们一到填表的时候，我妈看着表格就唉声叹气，因为要填三代成分哪！我们小孩不知道哇，把表给大人了，我妈一看，就朝我们大发雷霆，就骂。我们后来知道是家庭成分的事儿了。我们出生，就带着这个成分！我们自己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那怎么办？夹着尾巴做人呗！忍着，别人说什么，我们都不吱声。把你的尊严、自尊都整没了……后期，政策改了，把我们划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哎呀——你说说，他们怎么想的呢？谁想的呢？还给我们想出这么个词儿来……我……我们……我们也不坏呀！一件事情，只要上边定了调子，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你翻不过去。而且，民众的情绪会被利用，可以极尽疯狂地使用污言秽语，尽其手段，羞辱人。”
“你自己心里，是不是也有清高的部分？”
“有！我认为我并不比别人差！我遗传了我妈妈的聪明。年轻的时候，我的性格也好，整天嘻嘻哈哈的。我能干，做什么都要强，都比别人好。别人干的什么，我还看不上呢！我本来都被选上去工农兵大学了，但就是因为家庭出身被刷下来了。我觉得自己在各方面的能力也都不错，找对象时，我也不想将就，看不上眼儿的，我是不干的！
“女人和男人，还是不一样。女人错过了找对象的年纪，就不容易找到合适的了。像我的小舅，本来他是打算独身的，但是后来遇到了一个比他小三十岁的，那个女的也是我们天津的，她可上赶子了，俩儿人就好上了。男人岁数大，也能找，女人就不一样了。”
和郑姐聊完后，我回家找了一些关于黑五类的资料，来了解这个名词，这一类人，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
黑五类，是指对政治身份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等五类人的统称，合称为地富反坏右。在中国大陆，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黑五类分子及家庭成员遭受了三十年的迫害和不平等待遇。他们是文革期间首先遭受迫害的人群。因为政治地位低贱，不敢反抗，遭受非人道的迫害程度最深。在血统论观念的影响下，几千万的黑五类是那个时代的政治贱民，他们及其子女在入团、入党、毕业分配、招工、参军、提干恋爱和婚姻等方面都受到歧视。到了文革中后期，“黑五类子女”被改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们在各方面的待遇有所改善，但在社会上所受的歧视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黑五类及其遗族的政治待遇包括斗争、人格暗杀、精神虐待、劳改、没收、思想改造、洗脑、私刑暗杀（活活打死）、歧视、被迫逃亡（偷渡或非法入境到他国、逃港）等等。
以人格暗杀为例，它是一种企图破坏一个人的名誉或人格的行为。它可能涉及到夸大或操纵的事实是不真实的。它是诽谤的一种形式，并可以构成人身攻击的论据。
对于被人格暗杀所针对的人，可能会令他被社群、家庭或其他生活、工作环境所排挤。往往会对其人生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以至于影响他的一生。
歧视是针对特定族群的成员，仅仅由于其身份或归类，而非个人品质，给予不同的对待。歧视总是以某族群的利益为代价，提高另一族群的利益。当个人或组织基于污名而不正当夺取他人的权利和生存机会时，就是歧视。歧视可能会导致排挤或边缘化，夺取权利，如公平的居住条件、工作机会、教育及充分参与公民生活等。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家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
以上资料参考维基百科。
从这些资料中，就可以看出，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了。
爷爷的历史问题、林生爸爸一生的政治遭遇、我和林生的恋爱夭折，都找到了原因。林生一家人超乎寻常的忍耐力，也找到了原因。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如果你成了黑五类及其子女，被打到了对立面，你就永远在那个阴影下活着。任何人对你行任何侮辱的方式或手段，都不为过，甚至不必为此承担法律责任。按照上级的指令，你是“错的一方”，反抗会使你受到的打压更大。
在惊悚、恐惧中，林生他们家族人通过自己的缄默和忍辱，使他们躲过了文革中的大小劫难，换来了家人的平安和宁静，这是他们的智慧！
在那段动荡的历史中，黑五类在受难，佛教徒也在受难。林生家，也如我们家。他们太知道被政府判定的个人历史上的所谓的“污点”，是多么有力的杀手锏！一个帽子砸下来，就可以使对方胆寒、退却，你怎么说怎么是了。
林生家的人，不管受了多大的委屈，宁可自己承受，也不去向别人辩解。家庭教育是这种模式，所以，林生在对待我们问题的处理上，也用了同样的方式。他宁可自己受了三十多年的委屈和误解，也不愿意向我讲述真实的原因。
有多少时候，人的尊严被踩在地下，用脚碾碎……
（未完待续）
作者：大森林，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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