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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前外交官讲述:举家大逃亡 穿越柏林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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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前新闻官、德国联邦新闻办公室退休官员乔奇·沃尔特(Jochen Wolter)。(图片来源:清繇/大纪元)

假护照、安眠药、大逃亡,一切像是谍战电影一样惊心动魄。然而,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东柏林,这一切不是电影,而是真实人生。逃与留,命运改变只在一念之间;生与死,阴阳相隔也只是一线之间。面对人生重大抉择,那些勇敢的人们,甘冒生命危险,也要踏上自由之路。

今年66岁的乔奇·沃尔特(Jochen Wolter),刚步入退休生活。他曾是德国联邦新闻办公室的官员,负责能源、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信息。2009~2014年,他担任德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新闻官。上世纪90年代,他还曾就职于纽约的德国信息中心。

不过,我们今天不是听他谈论丰富的工作经验,而是要听他讲讲小时候的事。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一夕之间划分出两个世界。住在东柏林的沃尔特那年才八岁,还不太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直到11月的那个夜里,那次不同寻常的出行……我们还是静下心来,听听他自己的讲述。

记者:您在东柏林和东德的童年生活是怎样的?

沃尔特:我出生于1953年,柏林墙建起时才八岁。作为一个学龄前儿童,日常生活可能与德国其它地区没有太大不同。我们在东柏林郊区的一个湖上拥有一间漂亮的夏日小屋,夏季和周末,我们总去那里度假。

开始上学后,童年生活发生了变化。每个周一早上,在校园里必须宣讲效忠誓言,这应该是小学生们受到国家控制的第一个明显标志。被强烈要求加入共产主义组织“少年先锋队”(Junge Pioniere),则是另一种意识形态控制的方法。那时,我的父母不让我加入,而我会因此反对他们。对我来说,跟小伙伴们一样似乎很有趣。

记者:您父母当时做什么工作?会不会因为不加入东德共产党招来麻烦?

沃尔特:我父亲是一家国立医院的首席医生,我母亲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护士,还负责照顾我们一家六口,包括我的两个姐姐和我的双胞胎弟弟。我父亲经常被要求加入共产党,但他一直没有加入,因为在柏林墙建起之前,总还是有机会逃离东德。但柏林墙建起之后,我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我父亲之所以能够保留他的职位,只是因为他们确实需要他。但是他必须非常小心自己的所作所为,因为到处都是耳目,他们在等待他说错一个词或做出什么不当评论,以便找到解雇他的理由。我父亲意识到自己医生的职位,并不能一直这样稳固地持续下去。

记者:你父母希望在西方获得怎样的自由?什么会让他们特别困扰,没有礼拜自由、言论自由、选举自由、决定工作的自由,还是生活用品的匮乏?

沃尔特:除了您提到的各种自由外,最让他们感到困扰的还是教育问题。毕竟有四个孩子在学校就读,如果留在东德,将来上大学和接受良好教育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因为共产主义思想要从根本上改变或者说破坏社会形态。当权者把接受高等教育变成一种特权,让工人阶层上大学成为一种特殊待遇。这样能造就一群听话的公民,他们会为特殊的机会感激涕零,不愿意再去批评或反对该政权。

在柏林墙建起之前,要实现自由和选择的多样性非常困难,但总还是有这样的机会,我姐姐甚至上过西柏林的学校。但柏林墙建起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因为我父母不想放弃任何自由,所以他们决定不顾一切离开东德。

记者:您是否还记得听到父母谈起过打算逃离东柏林的计划?

沃尔特:不,他们从未在孩子面前谈论过此事。但我们注意到,从1961年8月13日起,当我们与西柏林和西德的边境被完全封闭,他们的心情发生了巨大变化。

我父母于1961年9月,很快安排了一次在图林根的家庭度假。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是为了查看“绿色边界”(Grüne Grenze),这是与西德接壤的茂密树林,如果在篱笆中找到无人看守的洞,我们就可以穿过去。但那时武装警卫和训练有素的警犬对边境管制已经非常严格,以致风险太大。这显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记者:孩子很难守住秘密,您父母之所以对你们隐瞒逃亡计划,是怕你们走漏风声吧?

沃尔特:或许是,他们真的做得很好。直到最后一天,我和弟弟还什么都不知道。姐姐们可能知道的更多些,可以肯定的是,她们被嘱咐过不能说。一般来说,东德人已经习惯于在公共场合保持谨慎和沉默,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谁在偷听。

记者:跟我说说帮助你们逃离的团体和那些勇敢的人们吧,你们是怎么穿越柏林墙的?

沃尔特:帮我们逃离的是我父亲的一个发小,他是西德的一名新教牧师。他联系了一个瑞士学生团体,该团体制定了帮助我们从东德逃离的策略和具体计划。该团体的成员作为东柏林一日游的来访者,与我父母取得了联系。

他们提出的计划是,让我们带着伪造的瑞士护照,从东柏林以“回程游客”的身份前往西柏林。我们家要分成三个小组,去往不同的检查站。我母亲同意了,前提是她不能与八岁的双胞胎儿子分开。计划因此有一些小的改变。

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暴露风险,我们对所有东柏林的朋友隐瞒了逃亡计划,只有一位例外,那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朋友。他将我们的家犬Mira带到了西柏林和西德之间过境公路上的一个停车场,然后将Mira交给了“恰好”在那里等待的西柏林朋友。

记者:您与家人逃亡的经历像是一部惊悚电影。告诉我们逃亡日是哪天?那天都发生了什么?

沃尔特:逃亡日是1961年11月11日,一个下着雨的星期六。父母允许我和弟弟看电视直到深夜,这对我们来说很不寻常。我们被告知,全家人稍后将拜访西柏林的一位叔叔,他的家中有一个很大的铁路模型。

接下来就是换衣服。我母亲穿上与平常不同的服装,这些服装只带有西方国家公司的标签。这是一个预防措施,可以应对在检查站碰到脱衣搜身的情况,因为瑞士游客决不会穿着带有东德标签的衣服。

到了晚上,我们六个人开着一辆瓦特堡(Wartburg)家用汽车驶向市区,停在了歌剧院附近的某个地方。在一片漆黑的夜色中,我们见到了帮助我们逃离的瑞士人。我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坐上了配有瑞士车牌的汽车,开车的是一个陌生人。

下一个任务是吃安眠药,使我和弟弟昏昏欲睡。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有了一个瑞士名字,以防边境检查站有人直接问我们。那时,我们意识到正在发生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

服用安眠药对我没有任何作用,所以我记得那段旅程的全部细节:检查站的长途汽车排成行,前座的母亲和驾驶员像是老朋友一样聊着天。边防警卫是一个胖女人,有浓重的萨克逊口音。她的举止极为不友善,或许想证明自己在工作中可以像男人一样强硬。她专注于检查成年人,没太注意在后排座位上的我和弟弟。

记者:当全家人在西柏林重聚的时候,一定非常激动人心。您能形容一下吗?

沃尔特:集合点是西柏林的一家深夜咖啡馆。我们先到了那里,已经是午夜了。我记得我和弟弟已经很累了,一直问母亲其他人何时会来。她非常耐心地回答了我们几次,向我们保证我们的父亲和姐姐们会随时出现。那时她的冷静和克制,让我这一生都感到非常佩服。

当他们终于到来时,大家都流下了眼泪,不停地拥抱、无比感激。但是这一夜还没有结束。接下来,我们去按了朋友家的门铃,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会来。但那段时间西柏林的人们随时做好准备,因为柏林墙另一侧的人们可能会突然来访。那天晚上,迎接我们的是敞开的门、温暖的床和热情的关怀。第二天(星期日),我们去售货亭买了第一样东西——六把牙刷!

记者:西柏林政府或其它组织是否帮助您们在西部定居?

沃尔特:既然我们真的抛下了东柏林的一切,那么就需要一种全新的生活。在难民登记的欢迎营中,我们都领到了一些基本的衣服,或许还有一些钱。我们不需要太多,因为我们从亲朋好友那得到了很多帮助。

记者:回顾整个逃亡的惊险过程,如果您的父母被捕,可能会入狱,您父母可曾想过这种后果?

沃尔特:他们可能想过。即使是这样,他们还是决定去冒险。我父母后来承认​​,如果没有孩子,他们或许不会冒险。但为了我们的未来,他们愿意去冒险。

记者:生活在自由世界中他们有多高兴?

沃尔特:他们从不后悔自己的决定。对他们来说,以自己想要的方式自由生活,表达自己的见解,免于遭受压迫的恐惧,并成为真正民主的一部分是最重要的。这没有妥协的余地。

记者:身处共产主义统治的这段经历是否对您们产生了影响?

沃尔特:我很确定这影响了我的父母,也确实影响了我。我不能代替姐姐们和弟弟说话,但是凭着我们的经历,我们大家肯定对共产主义的恐怖和压迫变得非常敏感,无论何时何地。有些人宽容地认为“并非一切都不好”,这样的说法淡化了罪行,甚至忘记了共产主义政权的残酷和那些受害者。

记者:我知道您向各种团体谈论过您家人的这段逃亡经历,有时也会遭遇质疑,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感受吗?

沃尔特:这实际上取决于与什么样的听众交谈。如果是由前东德共产党发展而来的该党拥护者,您会听到为所发生的事情辩护的声音。比如东德必须“保护”其社会和边界不受所谓的“帝国主义势力和侵略者”的侵害。他们认为,STASI(恐惧和仇恨的东德秘密警察)的活动是防御内部敌人的必要步骤。

在德国的西部和南部,那些从未去过东德的人们有时缺乏认清共产主义现实的能力。他们通常会默默聆听,也不会否认听到的声音。

年龄较小的人群有时在政治上是固执的,不愿意听到不符合他们偏左世界观的事实。有一次在美国佛蒙特州,一些年轻的美国学生来参加德国的一个暑期学校,他们对我所介绍的一些无可置疑的事实表示难以置信。

记者: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帮助学生和年轻人认清共产主义真相?

沃尔特:有关极权统治罪行的档案和对那个时代人们生活的记录,一定要公开。重要的是,要以客观、冷静和公正的方式向年轻一代展示这些历史事实。

我认为,德国在向公众(包括年轻人)介绍纳粹政权的罪行及受害者的经历方面做得很好。保持这些记忆是至关重要的,准确的历史事实能让人耳聪目明,让人们警惕重复残酷和不人道政权的危险。

记者:作为一名刚退休的外交官,又拥有这么一段特殊的经历,在2019年放眼世界时,您最为担心的是什么?

沃尔特:共产党要操控人们的行为、思想和话语,他们还要决定是非好坏的标准。任何不按照他们意志行事的人,都会遭受致命的后果。

我看到,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谈话中,人们对不同意见的容忍度越来越低。诸如移民、气候变化或种族主义等政治话题就是例子。我们在美国的教育机构以及欧洲越来越多的机构中,看到了无法接受的、危险的信号。

比如激进的学生团体强烈抗议预定的演讲者,他们可能对演讲主题有争议。抗议者的不容忍是很不好的,但更糟的是大学竟然屈服于这种抗议,还劝阻受批评的演讲者。

这种凌驾于公开演讲之上的主导权,可能是破坏民主和建立专政的第一步。教育机构应该是讨论和对话的场所,是学习和实践批判性思维的场所,而不是面对争议时退缩的场所。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美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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