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图片，人物与本文无关）我是中国大陆东北人，是一名普通女性，没有什么文化，性情耿直、倔犟，宁折不弯。因为刑事犯罪于2002年10月被判刑，后被关进位于哈尔滨市的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一监区。
入狱的时候，我患有严重的结核性腹膜炎和心脏病，监狱医院进行体检后发现我的病情很重就明确表示拒收，是送我入监的看守所警察给医生送了钱监狱才收我。
入监后首先要进集训队“洗脑”。我在集训队只待了四天，就被送到病号监区。在病号监区我并没有被当作“病号”对待，监狱警察明知道我的病情严重，却依然让牢头狱霸刁难我。我曾经三天没吃饭，吃不下任何东西，狱警不仅不给我看病，反而说我是绝食。我向狱警提出要找监狱长说理，她们不仅不让我正常反映情况，反而把我关进了“小号”。
监狱的“小号”，他们叫“禁闭室”，犯人叫它“小黑屋”，是监狱惩治不服从管理的犯人的地方，大约只有普通家庭的卫生间那么大，里面只有一个马桶，一盏灯，门下面有个小窗口可递送饭盒进来，天花板上有一个全方位监控的摄像头，别的什么都没有。
进“小号”的时候，我的身体已经很差了，总感到天旋地转，站都站不住。管“小号”的警察看到我时对送我的人说：“犯人都这样了，你们还往这送，而且犯人还没有签字。”可送我去的警察说这是领导决定。在他们僵持不下的时候，就请监狱医院的医生到“小号”里给我做了心电图等检查，最后给我留下了一些药，还是把我关进了“小号”。
在“小号”关押期间，病号监区的警察还过来提审我两次。那时我已经病的站不起来了，而那个警察竟然说我装病，还说“死不了”。从进去到出来我始终没有签字，按照监狱的规定没有犯人签字“小号”是不能接收的，可那些规定都是应付检查的，监狱根本不会拿它当回事儿。
关押期间，只要我的身体稍有好转，狱警就会强迫我出工干活。因身体支撑不住，他们曾多次带我到监狱医院看病。医生都说我的病没好，可回去后照样要我去干活。实在承受不住了，我就给监狱长刘志强写信，我对他说：“我是监区里最重的病人，监狱医院是了解我的病情的，你们这样对待我是不人道的。”他反过来问我：“你有医生的诊断书吗？没有诊断书让你下队干活就对了。”他明明知道监狱的医生是不会给犯人下什么诊断书的，所以他才故意这么说。我也知道他们是有意折磨我，那时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完全绝望了。
2005年10月，一监区警察带我到监狱医院看病，医生当时就说：“怎么到现在才来？病人是肠梗堵，腹膜结核，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当时二话没说就开了住院通知单。看到医生的表情，我知道死亡在一天天向我靠近，也许活不了几天了。监狱不会拿我的性命当回事儿，他们口头上也说人性化管理，要建设什么文明监狱，实质上却拿犯人的性命当儿戏。
记得那是2005年的10月13日，几经折腾之后我又回到了病号监区，当时我连走路都走不了，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与我关押在一起的法轮功学员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开始帮助我，关心我，照顾我。以前她们也向我介绍过法轮功的情况，讲政府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可是我听不进去，整天脑子里想的都是个人的事，对其它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可这一次我开始醒悟，因为我已经清楚的看到了我前面只有死路一条。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没有别的选择了。
在法轮功学员的循循善诱下，我开始炼法轮功。让我意料不到的是，奇迹很快就出现了：我的病情开始好转，疼痛感一天天减轻，身上渐渐有了力气。每天真真切切的感受让我看到了希望，仿佛在黑夜里行走的人突然看到前方出现了光亮。那段时间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没想到中共的监狱把我逼到死路的时候，法轮大法却把我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
很快，我炼法轮功的事情被警察知道了。她们找我谈话，不让我炼法轮功。我说：“我是一个将死之人，监狱医院对我的病情很清楚，他们都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因为炼法轮功现在我的生活可以自理了，是法轮功救了我，否则我可能活不到今天，这个你们是看得见的。我请求医院复查，以证明我的身体状况。”
警察听后搪塞、敷衍，说没这个必要。我说：“你们不同意我复查，就说明你们心里有鬼。你们明知道我是因为炼法轮功而使病情好转了，而你们不敢承认这个事实。你们口口声声说监狱是为了将犯人往好的方向改造，如今我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了你们却不允许，你们还讲道理吗？”听我这么说，那个警察也无言以对了。但我知道，在监狱里是不能讲真话的，他们把讲真话叫做不服从管理，叫顶撞领导，然后就会往死里整你。
因为我的身体好了，2006年7月，我又回到了一监区，很多犯人都看到了发生在我身上的奇迹。可是监狱一方面逼我出工，还不许我炼功；另一方面还加派重活，延长出工时间，用超出我身体承受能力的方式和手段继续折磨我，企图让我放弃修炼。
如今我已经走出监狱，我要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全天下的人，让人们自己来评判是非、善恶。中共的监狱明知道我快要死了却仍然不肯放过我，而法轮大法在我接近死亡边缘的时候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大法师父救了我，我希望全天下的人都能从我的亲身经历中见证法轮大法的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