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末，一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几乎波及到上海的每个家庭，到70年代初，有100多万上海知青告别城市和亲人，奔赴遥远的农村或农场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代人的命运骤然被改变。但十年不到，历史的走向突然出现了拐点，几十万知青通过顶替、病退等各种办法像潮水般返回上海。
1968年12月21日，广播电台播出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这也是向全国的城市青年下达了上山下乡的动员令。上海的父母亲在听到广播的同时，也知道了自己儿女命运的走向。
那时上海火车站和客运码头是这场运动的起点，汽笛一响，那里便成了哭声的海洋。上海知青梁陈勇当年走的时候只有16岁，他记得自己去火车站的路上还很坚强，但当火车要开时摒不牢了，“哇”地一声大哭了起来。上海知青励亚力去江西时身高还不到1.5米。
1978年的春天，国务院批转了有关知识青年的文件，放宽了下乡知青由于健康原因和家庭困难而返回城市的条件。其中独苗可以回城，多子女下乡的可以照顾一个回城。但符合这样条件的毕竟不多，于是许多知青就以健康原因搞病退。
想方设法搞病退
梁陈勇是病退回的上海，其实他没病，只是脚在农场里骨折过，为了回上海，他拿着骨折的片子，把骨折后遗症说得严重些，结果病退成功了。那时候为了能回上海，有的知青把火柴头刮下来吃，把胃吃坏送医院抢救；有的大冬天只穿单衣在外吹风，导致高烧不退引发肺炎；有的白天干活晚上不睡，把自己累得尿血……因为有了病才能搞病退啊。
和梁陈勇同在江西农场的须和平，看到别人一个个病退回城心里很着急，可想来想去自己除了小时候尿过床就没得过什么病。有人点拨他，说尿床也是一种病，叫遗尿症，而且复查不出来。他大受启发，便到医院拿了张卡，请人帮忙做了张病历，最终以患有遗尿症病退回沪。一个大小伙子说自己还在尿床，实在是件很没面子也很伤自尊的事，但为了能回上海，面子和尊严也就顾不上了。这也是许多知青的无奈之举。
当年知青大返城，还有一条途径就是顶替。就是在企事业单位上班的父母要退休了，子女可以到他们的单位去工作。但父母退休有先后，让谁先顶替，往往让父母为难。当年在江西农场务农的励亚力就是通过顶替回的上海。那年励亚力的母亲到了退休年龄，家里准备把顶替名额先给他姐姐，因为他姐姐已经30岁了还没有结婚。
可是励亚力的女朋友有意见了，因为她在上海已经等了励亚力好几年，如果这次他不能顶替回来，就只能等他父亲退休，而他父亲那时只有57岁。为此励亚力的母亲愁得直掉头发。后来他父亲为了让两个孩子都能回来，只得提前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