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解密 北大最年轻女助教:我怎么成...

北大最年轻女助教:我怎么成了“极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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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京大学教研室10名新人,9人被打成“右派”(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952年毕业留校工作,是幸运还是不幸?北京大学成了最敏感的政治风标,一切冲突都首先在这尖端放电。总之是阶级斗争不断: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镇压反革命,镇压胡风集团,接着又是肃清反革命……这一场运动伤透了中国知识份子的心,使他们的幻想从此绝灭。我们参加办刊物的八个人无一幸免,全部成了右派。

记得1955年夏,我头脑里那根“阶级斗争的弦”实在绷得太紧,眼看就要崩溃了。我不顾一切,在未准假的情况下,私自回到贵阳老家。再见花溪的绿水青山,我好像又重新为人,不再只是一个政治动物。父母非常看重我的“衣锦荣归”,总希望带我到亲戚朋友家里去炫耀一番。可是我身心疲惫,我太厌倦了!只好拂父母一片美意,成天徜徉于山水之间,纵情沉迷于儿时的回忆。

一回校就受到了批判,罪名是在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临阵脱逃。从此,领导不再让我去做什么重要的政治工作,我则十分乐于有时间再来念书。恰好1956年是全民振奋,向科学进军的一年。我竭尽全力教好我的第一次高班课,大学四年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大学毕业后,我就选定现代文学作为我的研究方向,我喜欢这门风云变幻、富于活力和挑战性的学科。我的老师曾劝告过我,不如去念古典文学,研究那些死人写的东西。至少他对你的分析不会跳起来说:不对,我不是那样想!现代文学可难了,如果你想公平、正直,活着的人就会为维护个人声誉而说东道西。但我没有听他的话。

到了1957年,中文系陆续留下的青年教师已近二十名,我所在的文学教研室也有整十名。当时人文科学杂志很少,许多杂志又只发表学已有成的老先生的文章,年轻人的文章很少有机会发表。我们几个人一合计,决定在中文系办一个中型学术杂志,专门发表年轻人的文章。我们开了两次会,商定了两期刊物准备用的文章,并拟定了文章标题;大家都非常激动,以为就要有自己的刊物了。后来又在刊物名称上讨论了很久,有的说叫“八仙过海”取其并无指导思想,只重“各显其能”之意;有的说叫“当代英雄”,俄国作家莱蒙托夫创造的那个才气横溢却不被社会所赏识的“当代英雄”别却林在大学年轻人中正是风靡一时。会后,大家分头向教授们募捐,筹集经费。

这时,已是1957年5月。我的老师王瑶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而又善观形势的人,他警告我们立即停办。我们还莫名其妙,以为先生不免小题大做,对共产党太不信任。

我不“认罪”

然而,历史自有它的诡计,这一场运动伤透了中国知识份子的心,使他们的幻想从此绝灭。我们参加办刊物的八个人无一幸免,全部成了右派。

因为,图谋办“同仁刊物”本身就是想摆脱党的领导,想摆脱领导,就是反党!况且我们设计的刊物选题中还有两篇大逆不道的东西:一篇是《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再探讨》,拟对文艺为政治服务,思想性第一、艺术性第二等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按反右的逻辑,这当然是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第二篇是一篇小说,标题是《司令员的堕落》,作者是一位十六岁就给一位将军当勤务员的军队来的学生。这位将军因罪判刑,伺候了将军半辈子的勤务员,很想写出这一步步堕落的过程,以资他人借鉴。按反右逻辑,这也是诬蔑我党我军,“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就这样,1949年后文学教研室留下的十名新人,九个成了右派。右派者,敌人也,非人也!一句话,只配享受非人的待遇。尤其是我,不知怎么,一来二去竟成了右派头目,被戴上“极右派”的帽子,开除公职,每月十六元生活费,下乡劳改。

在北京远郊的崇山峻岭中,我们从山里把石头背下来,修水库,垒猪圈,我尽全力工作,竟在劳动中感到一种焕发,除了专注于如何不要滑倒,不要让石头从肩上滚下来,大脑可以什么也不想。累得半死,回住处倒头一睡,千头万绪,化为一梦。我越来越感到和体力劳动亲近,对脑力劳动逐渐产生了一种憎恶和厌倦,尤其是和农民在一起的时候。

这几年,正值全国范围内无边无际的大饥饿,我们每天吃的东西只有杏树叶、榆树叶,加上一点玉米渣和玉米芯磨成的粉。后来,许多人得了浮肿病,我却很健康。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会享受那种劳动中的舒心和单纯,另一方面也是得益于我是女性。

男右派们有很多,他们只能群居在一间又阴又黑的农民存放工具的冷房里;而女右派只有我一人,既不能男女杂居,就只好恩准我去和老百姓同住。他们替我挑了一家最可靠的老贫农翻身户,老大爷大半辈子给地主赶牲口,五十多岁,分了地主的房地、浮财,才有可能娶一个老大娘过日子。遗憾的是老贫农却划不清界限,老两口竟把我当亲女儿般看待,我也深深爱上了这两个受苦的人。老大爷给生产队放羊,每天在深山里转悠,山上到处都有核桃树,树上常有松鼠成群。老人常在松鼠的巢穴中,掏出几个核桃,有时也捡回几粒漏收的花生、半截白薯、一棵玉米。隔不几天,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享受一次这些难得的珍品。老大娘还养了三只鸡,除了应卖的销售定额,总还有剩余让我们一个月来上一两次鸡蛋宴,一人吃三个鸡蛋!

由于我不“认罪”,我不知道我有什么罪,因此我迟迟不能摘掉右派帽子,也不准假回家探亲,虽然我非常非常想念我的刚满周岁的小儿子!

 

作者: 乐黛云
(转自看中国)
责任编辑: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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