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自吹在“中共领导下的中国通过疫情考验”，华盛顿一家专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非营利组织“高等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China Research）公布最新的年度报告表明，主要原因在于中共严格的言论审查与官方强力引导舆论走向的宣传手法起到了一定效果，尤其是在国内维持政权稳定上。
在这份名为《新冠病毒与中共的韧性》（Covid-19 an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silience）的报告中，高等中国研究中心总裁兼执行长吉特（David Gitter）梳理了中共在疫情下的叙事三阶段：第一、中共中央领导不能受指责；第二、通过严格言论审查和传播正能量引导舆论；第三、把病毒起源推给其他国家，都是外国的错。
吉特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中共无法隐藏或扭转尤其是武汉人遭遇的苦难，人们对官方一开始隐匿疫情资讯是不满的，然而，中共的宣传确实在内部有效地扭转了舆论方向，虽然中共当局和湖北地方官员都涉及了隐瞒，但过错最后都由地方官员来扛，在舆论操控下，中共党中央与习近平躲过了责难。”
地方政府成了替罪羊。报告认为，中共这种大内宣手段，在维持国内稳定与挽回自身形象方面，确实发挥一些功效。然而，这篇报告的所有共同作者都认为，中共把这种宣传与叙事方式，输出到国际社会，在恢复中国的国际声誉上并不成功，还起到了反效果。
中共通过网络审查掩盖中共病毒疫情等事实真相。去年8月25日，多伦多公民实验室发布的有关中共信息审查的第二份报告《被审查的传染II》（Censored Contagion II）显示，微信平台从1月18日至5月14日共设置了2174个与中共病毒疫情相关的关键字以过滤信息。
在李文亮医生以及其他武汉的业内人士警告武汉出现中共病毒之后的第二天，直播平台YY上就新增了45个与之相关的敏感词，包括“武汉不明肺炎”、“爆发sars疫情”、“武汉海鲜市场”、“武汉卫生委员会”等。微信上也出现了类似的内容审覈，被审查的内容包括中共病毒人传人等。
报告认为，这些敏感词出现的时机凸显疫情爆发之初，当局对审查相关信息所施加的压力。
去年3月，多伦多公民实验室曾发布有关中共审查疫情信息的第一份报告《被审查的传染》。该研究机构学者表示，这种通过封锁讯息给公众健康带来潜在损害的情形极其罕见。因为封锁信息，“限制了公民知情和自我保护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