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希望之声合成）1956年，共产主义阵营的波兰、匈牙利爆发了由知识分子领导的民主运动。毛泽东从中看到知识分子的作用，感受到了中共政权的危机。他萌生了要制服中国知识分子的念头，决定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采取行动，“先下手为强”。
林昭。（维基百科）
毛泽东按计划在“党内指示”里边说：“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大字报必须让群众反驳，高等学校组织学生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些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演讲，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以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
毛泽东说：“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是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
在毛“引蛇出洞”的阳谋作用下，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张元勋、沈泽宜在五月十九日贴出了用诗写的《是时候了》的大字报。瞬间，这篇大字报就引来了一场空前的大辩论。
1967年8月，北京大学大字报区，被文革煽动起来的师生口诛笔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图片来源：百川历史）
1957年5月22日晚上，林昭参加了一场在北大的“口战”。当时，有人发言说“大字报中的右倾言论是反革命煽动”。林昭站到桌子上说： “今天晚上开的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谁？斗争张元勋吗？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一斗。你们这些先生，刚才发言的我都认识，都是中文系的党员，触犯你们的喉管子了。”“我料到一旦说话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张元勋。（图片来源：新世纪 NewCenturyNet）
据张元勋回忆说，林昭话音还没说完，后面就有人问：“你是谁？叫什么名字？”林昭反问：“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我告诉你，我姓林，双木三十六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的昭。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不考虑了。既然来了，就不考虑刀在哪里了。”
一周后的一天上午，《红楼》编辑部开会，宣布：张元勋和李任因创办右派刊物《广场》而被开除《红楼》编委会。随后大部分编委发言批判张元勋和李任的所谓“罪行”。林昭在发言时对张元勋说：“我有受骗的感觉！”
其实，那天部分北大学生攻击张元勋的时候，林昭之所以站出来为张元勋说话，是因为她看不惯那些人攻击别人时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和人性上的卑劣行为。那些人先代表“组织”动员同学提意见，然后又出尔反尔地抓住辫子置人于死地。
（前排左起）钱理群、甘粹、（二排）老鬼、王国乡等首审林昭雕像。（图片来源：新世纪NewCenturyNet）
那次经历后，林昭发生了变化。她对中共的崇拜开始动摇。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钱理群描述说：“她有个根本的变化，对这个政权的基本立场变了。她以前承认它、拥护它，在这个前提下提出她的批评。后来她发现她面对的不是一个个人问题，面对的是整个制度的问题，那么她思想就有了质的飞跃。她就是反抗极权”。
当时有人政治嗅觉比较敏感，预感到林昭惹麻烦了，就赶紧跟她划清界限。林昭的同学张玲回忆说：“在路上不敢打招呼，我跟右派同学要划清界线。“我交过林昭的一张字条，就是交给组织上了，上头写的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林昭的另一位同学沈泽宜回忆说：“我到南校门外的海淀的小店吃早点，一撩开门帘看过去，林昭在那吃饭，周围都是北大学生，之间没法说话，她抬起头看我一眼，我也看了她一眼，就这样默默地对视了一下，这就是永别。绝对没想到这是此生的最后诀别。”
风华正茂的林昭。（来源：历史趣闻）
1957年秋天，林昭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她吞服大量安眠药表示抗议。中共当局说林昭这是抗拒改造，批她劳教三年。据林昭北大的同班同学陈爱文回忆：“在当时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就是林昭坚决不检讨。”
林昭说：“我有观点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如果你们一定要这样干，那你们就干去！象这样的社会有什么好的？当然不好嘛。”
林昭后来在狱中写血书的时候记录了这段岁月。她写道：“每当想起那惨烈的1957年，我就会痛彻心腑，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听到、看到、提到那个年份都会使我条件反射似地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惨淡悲凉的年份，染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体的血泪。假如说在此之前处于暴政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的流露，那么在此之后确实是几乎被摧残殆尽了。”
房文斋为林昭(左)和甘粹拍摄了这张珍贵的合影。（图片来源：大纪元）
林昭在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期间，她认识了在那接受“劳动考察”的人大新闻系右派学生甘粹，甘粹经常照顾林昭，两人渐渐产生了感情，拥有了一段短暂而温馨的爱情。
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的导演后来找到甘粹询问这段往事的时候，甘粹说党总支书记扔给他们的一句话是：“你们两个右派还结什么婚啊？! ” 就这样，中共官员以他们谈情说爱是抗拒改造为由，拒绝了他们的婚姻申请。后来中共直接把甘粹发配到了新疆农二师劳改营劳改了22年。
甘粹走了以后，林昭就病倒了，她经常咳血，身体非常虚弱。经过校方批准，1960年初，林昭的母亲赶到北京把她接回上海养病。
林昭与北大同学李雪琴合影。（图片来源：大纪元）
当时，中共还侮辱林昭有心理问题呐。其实，林昭是一个保持着纯真、善良天性的女孩。她的同学李雪琴回忆，林昭特别关心人。那个时候李雪琴是湖南农村来的，穿的也比较土气，林昭就把好看的衣服送给她。
林昭的另一位右派同学刘发清也受到过林昭的帮助。当时被下放的刘发清在一个县城的中学里，每天只能吃两次半个手掌大的玉米面馒头，饿得双腿浮肿。1960年春天，林昭从上海给他寄来封信，里面有两张纸和一个小纸包，包里是七张共计35斤粮票。林昭信中说（大意）：我知道你很困难，我也很困难，但是我很瘦，吃的很少，因此把过去节约下来的这一点粮票寄给你。这35斤粮票帮刘发清渡过了饥饿灾难。
但是，善良的林昭知道，当时中国人被中共残害的太惨了，只有唤醒社会良知才有可能改变现状。刚好林昭在养病期间结识了几个被下放到甘肃农村劳改的兰州大学右派学生，其中张春元和顾雁等人读了林昭写的《海鸥之歌》后受到很大鼓舞，几次专程赶到苏州与林昭见面，商讨用出刊物来还唤醒社会良知，激励人们行动起来改变现实的社会现状。
1960年元月，新刊物问世了，取名叫《星火》。《星火》创刊号，也就是第一期，上面刊登了林昭的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 正当学生们准备把《星火》杂志寄给各省市领导时，1960年9月30日，《星火》主办人张春元和参与《星火》的学生、教师以及支持他们的当地农民共43人被捕。
同年10月，林昭因为“反革命”罪名在苏州被捕，先后关押在上海第一、第二看守所。
警察抄了林昭的家。林昭的父亲曾经是民国政府的一个县长，在中共的政治运动里边已经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了。象自己的女儿林昭一样，这位倔强的老人也是拒绝承认所谓的“罪行”，所以他被视为“顽固分子”，遭受严重的迫害。林昭的被捕给父亲再次沉重打击。他对这个政权彻底绝望了，在林昭被捕一个月后的一天，他选择了自杀，离开了这个邪恶的世界。
林昭一年后才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林昭在《父亲的血》这篇回忆里写到：“在我们中国有句古老的成语：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可想而知林昭当时的心情。
林昭在狱中写道：“每当我沉痛悲愤地想到，那些自称为镇压机关或镇压工具的东西，正在怎样地作恶，而人们特别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中国的青春一代在这条专政的大毒蛇的锁链之下，怎样的受难，想到这荒谬的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民族的正气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污着祖国名字而加剧时代的动荡，这个年青人还能不急躁吗？”
1961年年末，《星火》案宣布结果，该案十几人被判了重刑。
1962年3月，林昭获得保外就医，但她并没有懈怠， 1962年7月，她写信给当时的北大校长陆平，呼吁陆平校长效仿蔡元培校长，主持公义，营救被迫害的学生。回到苏州后的林昭认识了右派黄政、朱泓等。1962年9月，林昭在苏州与黄政、朱泓等人商量并起草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的纲领和章程。同月，在上海市淮海中路与无国籍侨民阿诺联系，要求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带到海外发表。
可是在1962年12月23日，林昭再一次被捕。
结果，就在那一年的12月23日，林昭再一次被捕。（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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