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6 月 9 日的百萬人大遊行以來，反修例運動成為全球矚目的無大台、網絡化社會運動。由最初反對「逃犯條例」的修訂，這場運動逐漸演變成反警暴及爭取真普選的民主運動。在過去一年，無論是中央或特區政府、建制政客抑或政府支持者也不相信運動是一場自發的、無正式領袖的全民運動，並不斷嘗試查找及拘捕所謂的運動「幕後黑手」及「外國勢力」。然而，如果仔細觀察運動的組織、動員、策略及演變，不難發現反修例運動實在有別於過往的社會運動，它的確是由網絡作為主要的討論及動員平台，傳統政黨被邊緣化，民間社會橫向聯繫，並在全港以至是全球開花的一個新型全民跨國運動。雖然傳媒及政府的焦點一直聚焦於年輕人在運動中的參與，但事實是運動的參與者橫跨不同階級、年齡、性別、性取向及種族移民身份等界限。
其中女性在運動中的參與尤為矚目。早在 2019 年 5 月尾，女性已經以「師奶」（家庭主婦）的身份發起網上聯署反對修法，並在短短數日間收集到超過三千七百個簽名。在 6 月 12 日下午立法會大樓外，一名人稱「城姐」的 47 歲基層兩子之母陸錦城，口罩也沒戴，隻身逆人潮而上，希望以一人之軀阻擋及勸說防暴警察不要以武力對付年輕示威者。城姐的行動在社會引起廣泛迴響，也和政府高層處理示威者的手法造成極大對比。就在城姐聲涙俱下向防暴警察勸說的影像在各大社交媒體被急速傳閱的同時，時任警務處處長盧偉聰以「暴動」為當日在立法會大樓外的警民衝突定性。及後，特首林鄭月娥以「香港人母親」自比，並以「子不敎、母之過」去合理化警方向示威者使用催涙彈，橡膠子彈及布袋彈等武力。當晚深夜，九位香港媽媽立即發起題為「一群香港媽媽對特首母親論的回應」的網上聯署，反對修法及政府武力鎮壓示威者。她們在短短二十四小時內，收集到超過三萬名媽媽的簽名。這群媽媽更迅速在 6 月 14 日晚於遮打花園舉辦了反送中運動第一個大型和平集會。當晚約六千個媽媽手持各式自製標語、在手機的微弱燈光中向政府清晰的表達了她們反對逃犯條例及反對政府以暴力鎮壓示威者的訴求。在香港的歷史裡，這是女性第一次以女性的性別身份組織及參與大型社會運動集會。這樣的參與形式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香港政府的最高領導人也是歷史上第一次由女性擔任，而這名香港第一任女特首亦不時在其施政講話中提及她作為兩子之母的性別角色。到 7 月 17 日的萬人銀髮大遊行，站在遊行隊伍最前面、代表遊行組織者面向傳媒的是一位有超過四十年公民社會參與經驗、香港的第一代女性學生領袖—滿頭銀髮的楊寶熙。
6 月 14 日香港媽媽反送中集會
要數女性的參與，在網絡引起最廣泛討論的是年輕女性打破社會對香港女性的刻板「港女」性別定型，走上示威的最前缐。早在 6 月 12 日晚，網絡平台連登已出現帖文，驚訝於那麼多年青女性走上示威的最前線。雖然網絡上的討論很快就由讚嘆演變為不認同，並在 8 月底起一面倒的以女性體能不及男性及可能會受性侵等理由反對女性走上最前線。但根據警方的拘捕數字顯示，這些網上的輿論壓力，並沒有阻擋或減少女性在最前缐的參與。由警方發佈的反修例運動數據庫整理的數據顯示，2019 年 6 月女性佔被捕人士的百分之八；但由 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為止，女性佔被捕人士的百分比一直維持在約百分二十至百分三十之間，女性示威者沒有因網絡平台上日益反對女性上前缐的輿情壓力，甚或是警方日漸加強的武力鎮壓而卻步上前線。很多年輕的女性抗爭者都是以「香港人」而非「女性」的身份參與運動。一方面，她們普遍不會怪責其他男示威者對她們的性別定型，認為這些「手足」也只是為她們安全著想，想保護她們；但她們同時也不在乎有些運動參與者對「前線巴、後勤絲」的性別定型，並且不會因為壓力及性別定型而調節她們在前線的參與。
回顧香港由二戰後至今的社會運動歷史，女性的身影一直在其中。由五十年代開始，本地婦女就已經展開反對性暴力的運動；六十年代，多個婦女團體和工會發起爭取公務員男女同工同酬運動；七十年代，她們成功爭取懷孕僱員享有有薪分娩假期；自八十年代開始，基層的婦女團體開始組織女工合作社，推動社區經濟。在香港自八十年代開始的民主運動中，女性一樣積極投入參與。1987 年，有婦女發起「婦女支持 88 直選宣言」；1989 年，有婦女在成立「香港婦女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及全球華人大遊行中高舉「民主不能少了半邊天」的橫額。2003 年的七一遊行，香港婦女聯盟高舉「主婦唔止識洗衫，重識出嚟反廿三」的口號參與遊行。每年主辦七一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都有婦女團體參與其中。女性在社會運動的參與亦漸趨多元。在反國教及雨傘運動中，不少女性以媽媽的身份組織及參與「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傘下爸媽」等介入社會運動。由這個角度看，香港女性在反送中運動的參與只是延續女性一直在社會運動及公民社會的參與。但換另一個角度看，在反送中運動前，除了在婦運，女性一直只是運動的參與者，很少大規模的走在運動的最前線及擔起領導者的角色。但因為反送中運動沒有大台、沒有正式的領袖，於是每一個參與者都可以在個別行動中擔起領袖的角色。由示威活動中女性自發的帶領呼叫口號、師奶發起網上聯署，到年輕女示威者組織小隊在前線當「火魔法師」等，也顯示了香港女性在社會運動的參與已經逐步擺脫性別定型及性別分工的局限。
資料圖片：反送中 6.12 佔領
然而，這並不是說女性在社會運動中的參與沒有面對因社會的保守性別意識而產生的困難和挑戰。在社會運動中，女性行動者的外貌、身材及私生活往往被人評頭品足。早在反修例運動前，被傳媒和網民稱為「社運女神」的陳巧文、周澄等人便多次被狗仔隊滋擾。在以往的社會運動中，針對女性行動者的性暴力亦屢見不鮮。在雨傘運動時，佔領區曾出現不少親建制陣營性騷擾女示威者的事件。而在過去一年，網上及實體的對女性的性欺凌、性騷擾及性侵指控更是不斷出現。其中尤其令社會關注的是警察在執法時對示威者的性騷擾及性侵指控。
超過一年過去了，反送中運動在策略上也因為疫情及政府的鎮壓而作出了很大的調整。其中，街頭的抗爭及大型的集會活動在短時間內似乎難以再大規模出現。反而制度性的改革動員如新工會運動和日常生活的抗爭，如在消費上支持黃色經濟圈等已在社區植根。在這些領域中，女性的參與應該更積極。一方面因為香港女性的教育程度及勞動力市場參與率自八十年代後一直相當高，另一方面女性一直在家庭消費的選擇及決策中擔當重要角色。
即使過去在公民社會的領袖角色普遍被男性壟斷的情況下，香港女性也從未在社會運動中缺席，在一場無大台的社會運動中，可預期的是女性的參與會更活躍及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