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25日】西元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蒋中正带着六十万军民离开神州大陆到了台湾，他用了人生最后的二十余年将台湾建造成中华民族复兴的基地。
蒋中正为台湾带来五大珍宝
正如蒋中正在1973年十届四中全会的讲话中所说：
“在举世人心因一时之陷溺而迷失，反共阵营内部道德勇气，趋于消沉之时，我们忍受一切屈辱，抵抗一切冲击，就是要使中华民族复兴基地，成为激扬自由世界反共信心的源头，成为鼓舞人类争取自由希望之火炬。”
蒋纬国将军在《我的父亲蒋中正》称蒋中正给台湾带来五大宝贵资源：
（一）《中华民国宪法》
（二）八十吨黄金、一百二十吨白银
（三）六千八百位文教科技精英及政经专家
（四）六十万军人、兵工人士及工商义民
（五）六十万件文物国宝
近年两岸有许多舆论节目都在谈论“蒋中正从大陆带走了什么”这一主题，许多人都将重点摆在“黄金、白银”等财物及国宝文物之类，然而很少人提及他带来的文史精英人士及后续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
当时台湾经历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本统治，日本在台推行“皇民化”，取消汉语教育，废除汉文报纸，要求改日本姓氏，台湾人因而对中华文化渐行渐远。
蒋中正到台湾后把中华传统文化作为教育的重点，他坚持“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并重。他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提到：
“我们中国古代的教育是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内容的。六艺教育的功用就是训练一个身心平衡、手脑并用、智德兼修、文武合一的健全国民。”“更要使其了解中国伦理习性，父慈、子孝、兄友、弟爱、夫义、妇顺的六项正德。”
蒋中正让台湾各级学校全面修订课纲，增加“生活与伦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等课程鼓励中小学学生朗诵唐诗、宋词之类的文化经典，培养学生的古文修养，进行传统文化的熏陶。各个学校以“礼义廉耻”作为共同校训，让传统文化能在台湾生根发芽。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1966年中共发动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在大陆打着“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四处打砸抢烧，中华文化面临空前浩劫。为抗衡中共对传统的破坏，在1966年十一月孙科、王云五、陈立夫、陈启天、孔德成、张知本等一千五百名文化精英人士联名给台湾行政院写信，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隔年七月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正式发起，由蒋中正先生亲自任会长。
在这文化复兴运动草创之初，他礼聘四大史家之一的钱穆先生到台湾讲学，并召集文史界精英注译中国历代大量中国古籍图书及思想家论述、忠孝人物故事等等，之后又进一步推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
其中相当值得一提的是蒋中正的乐教建设。
音乐家何明忠教授在其著作《中华文化与中国乐教》一书中提到他在蒋中正身边的见闻：
“蒋公在台复职以来，先后在台欢宴访华各国元首，大韩民国总统李承晚、越南总统吴廷琰、菲总统加西亚、美国总统艾森豪……每次国宴完毕均请国乐团演奏，不用其它节目，蒋公于乐团表演前先向该国元首解释中国音乐之高雅优美，令人喜爱，散场后还陪贵宾到后台观赏参观国乐使用之各种乐器，足见蒋公对国乐之喜爱与重视。
蒋中正先生亲手修订了《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其中提到：
“我们要知道音乐足以表现民族盛衰与国家兴亡。古人说：‘亡国之音哀以思。’陈将亡就有‘玉树后庭花’，齐将亡就有‘伴侣曲’，都是亡国之音，可使我们引为监戒的。所以我们在这反共抗俄战争与革命建国事业中，一定要培养民族的正气，鼓舞战斗的精神，以发扬蹈厉的气概，笃实光明的风度，贯注到音乐与歌曲，来纠正颓废的音乐和淫靡的歌曲……”
“由上所述，我们知道音乐不是文化的装饰品，也不是文化界少数人的乐事，音乐是国民心理健康的特效剂。这一特效剂决不可委之于商业化娱乐组织者之手，而必须在国民教育上占重要的地位。所以中央和地方政府要特别筹画，除了中小学的音乐课程、大学的音乐系以外，每一县市总要有一座音乐院，为国民演奏音乐和欣赏音乐的场所。而大城市更要有设备完善的歌剧院，保持我们中国固有戏剧，加以改良，使其有助于国民伦理教育与美育。”
在今日台湾的人民普遍都有一定的音乐素养，而各县市普遍都有欣赏音乐的剧院，就这一点看，不能不归功于蒋中正在台湾的乐教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