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向东方古国
出现在凡尔赛宫的第一个中国人——沈福宗所描述的古国文明深深吸引了路易十四。同时，同行的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也向路易十四转达了南怀仁的请求：尽速遣使去中华帝国。无论从贸易、科学或宣教的角度来说，太阳王深知法兰西必须赶上西班牙、葡萄牙，深入新大陆和古老的东方。也就是说，对于法兰西，遣使前往中国是十分自然而必要的一件事。
不久，凡尔赛宫选定六名博学的耶稣会士。由于他们特殊的使命，这六名耶稣会士被太阳王命名为国王数学家。1685年，这六名耶稣会士带上厚重的观测仪器和三十箱仪器，乘上远洋航行的飞鸟号，从勒布斯特港出发，航向遥远的东方。
经历了三年海上、陆上险恶的旅途，这些耶稣会士终于抵达宁波。这时，六人中的一人被暹罗国王留在了暹罗，剩下五人：白晋、张诚、洪若翰、刘应、李明。在化解了浙江巡抚的诘难后，他们一行由南往北穿越硕大的东方古国，终于在1688年抵达了京城。比起那时伤亡惨重的海路，这样的结果算是万幸了。据柏应理推算，当年约有600名传教士飘洋过海来中国传教，最终能抵达的只有100人，其余大多葬身大海或遇疾而亡。
经历了惊险万状的海路和陆路，又在中国境内经过了一段漫长的路途后，太阳王的使者终于来到了当时东亚第一大帝国——满清帝国的京城。他们携带的来自太阳王的礼物也一起抵达了地球另一端的中国。
从这里，开始了一段千载难逢的东西方两大帝王，也是东西两大文明的历史性邂逅。
◊在中国皇帝的朝廷
白晋、张诚等人进入了硕大的紫禁城，穿过一级又一级的石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英武自信的康熙大帝。那一年，康熙三十多岁。他穿一身绣龙大绸袍，目光和煦而有神采。很快，这些来自法兰西的耶稣会士发现皇帝陛下精力充沛，孜孜不倦，比史上大多数的帝王都要好学，才华洋溢，充满了自信。
在很多方面，康熙大帝和太阳王宛如一对镜像。在地球的这一边，康熙大帝8岁登基，14岁亲政，治理满清长达61年。他体内流淌着女真族、蒙古以及汉族的血液，是一名神射手和一流的骑手，一生猎获无数猛兽，长途骑马时可以一连几天换下几匹骏马而不觉疲乏。他超时工作、仁政爱民，开创了清朝的顶峰——康乾盛世。
康熙帝精通汉文和满文，少年时，往往在书斋中苦读到深夜，完全不像个皇帝，倒像是个准备赴京赶考的书生。一如年轻时的路易十四，康熙的感情丰富细腻。他写了许多首真情流露的诗，甚至在耶稣会士的影响下写了几首赞颂耶稣的诗。这些诗完全没有帝王的口吻。康熙朝还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等大部类书，对满清的汉化投注了不少心血。
另外，康熙帝对艺术和戏剧的喜好也不亚于路易十四。南巡到苏州时，他每晚观赏昆曲；南巡到镇江，他把白晋从法国带回来的九名耶稣会士召来，让他们登船演奏键盘乐器、提琴、横笛。宫中也时常演出京戏，一演数天。
康熙帝亲切地接见了来自太阳王的使者，他派遣李明、洪若翰、刘应去上海和陕西，完成他们向这块土地上的老百姓传教的心愿，留下白晋和张诚在京城学习满文，并教授自己数学、几何、天文物理、乐理等西学。
于是白晋和张诚努力学习满文，蓄起了好叫“鞑靼人”敬畏的长髯，每天清晨骑马一两个小时来到养心殿，为康熙教授几何、音乐、物理，还为他讲述欧洲的文化习俗。他们从凡尔赛宫带来的礼物：天文探测器放置在御花园，康熙的寝宫中放着铜制的大尺规。白晋写信向路易十四报告，说康熙“最喜欢的是用于观察天体的双筒望远镜、两座挂钟、水平仪，这种仪器精确度很高，他把这些仪器摆放在自己的房间里，把着直尺和圆规爱不释手”。
皇帝出行时，随行的侍从扛着这些仪器。夜空清澈时，康熙大帝把双筒望远镜对准了东方的星空；来到黄河边上，他用水平仪测量黄河的水位。
康熙对古典科学的喜好超越了业余爱好。他不但在南巡时测出了黄河倒灌的现象，还在殿中设自然科学的讲筵，向九卿、大学士讲授天文历法、算学、乐律，并挑选学子去钦天监学习。他不但亲自向皇子讲授这些西学，也让耶稣会士教导他们。康熙并且命耶稣会士把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和一些医学书籍翻译成满文。之后，他在白晋等人的建议下成立了“蒙养斋算学馆”，也就是满清皇家科学院，培养科学人才，并命三皇子胤祉主持编纂了一系列大型天文地理方面的丛书。
康熙帝对西学的兴趣一直持续到他晚年。下面这封信是1717年，捷克耶稣会士严嘉乐写的：
“我们行过三跪九叩首的大礼之后，皇帝命我们走近他，到安放皇帝宝座的台前去。我们到了台前刚跪下，他又叫我们直接登上台，跪在他宝座前的小桌边。我们可以把手放在桌上，用指头指或者写字。首先谈起关于算术和几何的各种问题。随后皇帝唱了一个c-d-e-f的音阶，叫我跟着唱。他弹了弹我的羽管键琴，垂询了各种音调的问题。最后，皇帝表现出十分喜悦和对我的恩宠，说：我的到来使他感到十分高兴，他早就希望来一个好乐师，同时又是一个好数学家。”（捷克耶稣会士严嘉乐写给老友玆维克尔的信，1717年）
◊中国人看见的第一个地球仪
欧洲耶稣会士们留下了大量的书信，信中，他们详实地记载了自己在这神秘古国中的见闻。在今天，这些书简是我们理解这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汇十分珍贵的一手资料。在这些书信中，耶稣会士们记下了或是万分有趣，或是叫人悲从中来的故事，忠实地描绘了当时中华帝国的图景。
“他们经常问我们欧洲有没有城市、有没有村庄、有没有房屋。一天我亲眼目睹了他们看地球仪时那副惊讶窘困的神态，真叫我忍俊不禁。有九到十位文人要我让他们看一下地球仪，他们在上面找中国找了老半天。最后，他们认为包含着欧洲、非洲和亚洲的那个半球是他们的国家，他们甚至觉得把世界其它部分归于美洲似乎还大了一点。
“我故意不纠正他们，直到他们其中一人要我解释一下地图上标明的文字和地名时，我才对他说：‘你们看到的是欧洲、非洲和亚洲。在亚洲，这是波斯、这是印度、这是鞑靼地区。’
“‘那么中国在哪呢?’他们大家都喊了起来。我回答道：‘就在这块陆地的里面，这就是它的边界。’我难以表达当时他们是多么地惊讶，他们面面相觑，自言自语地吐出几个中国字：‘小得很。’”（耶稣会传教士沙守信神父致郭弼恩神父的信）
1708年，康熙发布上谕：“谕传教西士分赴内蒙各部、中国各省，遍览山水城廓，用西学量法，绘画地图。并谕部臣，选派干员，随往照料⋯⋯并咨各省督府将军，札行各地方官，供应一切需要。”
在法国耶稣会士雷孝思、白晋等人的主导下，十几名传教士及满汉学者分赴全国各省勘测，他们使用先进的三角测量及天文测量法，以十年的功夫描绘出第一幅实地勘察、绘有经纬线的中国地图——《皇屿全览图》。这幅地图标志着中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观察这个世界。
◊畅春园夜里的奏鸣曲
为了在世界各个角落传教，耶稣会士接受的教育是严格而又多元的。来到康熙朝廷的欧洲耶稣会士不仅知悉天文物理，他们之中还有许多一流的音乐家、画家、建筑家。在康熙居住的畅春园中摆放了许多欧洲各国赠送的钢琴、小提琴、竖琴和各种西洋乐器。康熙对这些乐器很感兴趣，并让耶稣会士教会了他弹奏这些乐器。很快，远在凡尔赛宫的路易十四知道了中国皇帝不单会演奏中国的丝竹，他演奏起西洋音乐来也十分娴熟。就像他对待科学的认真和专业，康熙对音乐戏曲的兴趣有创新独到之处。
热爱音乐的康熙皇帝任命徐日升为宫中首席乐师，经常让他在御前演奏风琴和古钢琴，另外法国传教士巴多明曾演奏长笛、古竖笛及海军军号。徐日升、德理格等人在宫中向皇室子弟及后妃讲授西洋乐曲、乐理及西洋乐器演奏法，使得西方音乐成为清宫中生活的一部分。
这些耶稣会士还会自己制造乐器。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自制大管琴，法国教士南光国为康熙帝制造羽管键管、定音鼓，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则制作了一座巨大的风琴，安放在宣武门天主教堂里，轰动了朝野。这座巨大的风琴奏出了惊人的巨风吹奏一般的音乐，震动了整座教堂。
徐日升还在教堂钟楼上制作了一座报时钟，钟上装有铜锣，以齿轮与小钟相连，演奏中国乐曲。这座钟轰动了北京城，全城百姓士子官绅倾巢而出，涌向教堂。当时有传教士说，巨风琴加上这报时钟，就能使这些古国老百姓相信天主。南怀仁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景象。“我实在是无法用言词来形容这一新奇精巧的设计是如何使前来观看的人们感到狂喜。甚至在超出我们教堂前广场之外的广大的街区里，都不能阻止这拥挤、失序的人潮，更不要说我们的教堂和教堂前的广场了。特别是在固定的公共节日里，每个小时都有不同的观光者潮水般地、络绎不绝地前来观看。虽然其中绝大部分人是异教徒，但他们还是以屈膝叩头的方式向救世主的塑像表示他们的敬意。”
为了在康熙帝御前演奏，精通音乐的耶稣会士们组成了一个室内乐团。在夜晚，花木扶疏的畅春园内举办小型音乐会，花园中传来了德里格谱写的钢琴奏鸣曲，或是悠扬的室内乐。在传教士写回欧洲的信中，提到了他们以大键琴、木笛、大提琴、小提琴和巴松管为中国皇帝演奏巴洛克室内音乐会。有时，康熙也会坐到钢琴前面，优雅地弹奏一首曲子。
康熙帝不但学习乐器、乐理，并命耶稣会士教导皇子乐理。1714年，在康熙亲自主持下，徐日升、德里格等人编撰完成《律吕正义》，包括了中国传统乐律、西洋乐理及五线谱。
◊东方的梦幻花园：圆明园
1715年，康熙的朝廷中出现了一名卓越的耶稣会士画家郎世宁。他来自文艺复兴的源头意大利。在他笔下，中国传统的花鸟画和骏马图获得了透视法的精确和丰富的彩度。年轻画师开始学习西洋透视法，以另一双眼睛观察这个世界。
在乾隆朝，郎世宁把他来自于上天的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但为满清皇室留下了气势磅礴的历史图卷和多幅画像，如《乾隆大阅图》，乾隆的妃子香妃的画像，更留下了传世的《百骏图》和结合东西方艺术风格的、好似透明、有景深的花鸟画。
郎世宁的才华不止于绘画。他和法国传教士蒋友仁、王致诚等人参与了圆明园长春园北部西洋楼群的建造。这是一组巴洛克风格的宫苑建筑群，建了十二年才完成。或许由于一种天赐的东方的神韵，这一组建筑宛若一件件高超的艺术品，美不胜收。蒋友仁建造的大水法流转四射的珠玉可与全欧洲最美的宫殿——凡尔赛宫花园中的喷泉媲美，而由两座圆形阶梯环绕的宴海堂、两翼呈弧形，紫色圆光琉璃瓦顶的谐奇趣更是充满了遐思奇想，有如自天外飞来。
谐奇趣是一座音乐厅，演奏满族、少数民族的音乐和西洋乐。和他的祖父康熙一样，乾隆也热爱音乐。他成立了一个小型的西洋管弦乐队，令宫中的乐师学习西洋乐器，不定期演奏。乐器有大拉琴（大提琴）、中拉琴、小拉琴、竖笛、弦子（吉他、曼陀林）、古钢琴等。于是，在这座东西合璧的梦幻花园中传出了和声对位、宛如天音的西洋音乐。曼妙的音乐中，谐奇趣前方的大水法洒下白花花的万斛珠玉，叫人沉醉。没人在跟前的时候，足踏花盆鞋的宫女们弓下腰，探手将铜羊铜雁嘴里喷出来的凉水花，拍上脸颊。对于她们听多了胡琴、唢呐的耳朵，这西洋音乐不免有些奇异。
夜里，圆明园的千灯熄灭，喷泉也安静下来。只有来自欧洲的自鸣钟按时打开小门，弹出来一圈旋转的小人，击打出一阵咚咚的金属声，打破园子的寂静。
◊文明古国的基督徒
从康熙到乾隆，这些来自上帝的使者在中土收获了丰盛的果实。然而这些耶稣会士在中华帝国刻下的最深的印记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而是基督教。
1692年，康熙颁布了天主教赦令，允许百姓入教。在康熙大帝的支持下，各地建造了教堂，耶稣会士远赴各省传教。逐渐的，在这古老的国度中，人们皈依这洋人的教派，信起了蓝眼睛黄胡须的耶稣，读起了翻译成满汉文的、厚厚的圣经。在满清皇族中，一些亲王也成了虔诚的基督徒。到康熙朝中期，满清帝国有大约三十万名基督徒。
从那不勒斯港启程的那一天起，这些虔敬的耶稣会士开始了他们人生中最神奇的章节。在那神秘的古老大陆上，他们所成就的，很可能，超出了当初自己的所求所想。如果这些传教士留下的事迹仅止于我们在上面所陈述的，也足以叫人赞叹不已了。然而人类创造的历史充满了惊奇。不久我们就要发现，太阳王的使者所做的远远不只这些。他们所成就的，是一件更为奇妙的事业。
文/夏祷
责任编辑：李婧铖
大纪元法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