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调查报导：专为谋杀而建的医院（四）
在沈中阳的诸多头衔中，有一个暗示器官源头的线索：在北京武警总医院网站上，作为器官移植部主任的沈中阳身着武警军官制服。
（接上文）
被禁止问的问题
大规模进行器官移植的根本保障是稳定的供体来源。鉴于中国没有自愿、开放的器官捐献和分配系统，与政要的关系（往往通过器官中介来斡旋）成为获取人体器官的唯一途径。
黄洁夫在2015年初接受采访时 说：“我们国家很大，这个死囚器官这个来源，它自然而然地这种体制，就造成了中间的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你听得懂我这个话的意思了吗？所以，（它）变 得肮脏，变得说不清道不明，变成了一个特别敏感、特别复杂的区域，就是这个禁区。”接着，他将中国器官移植滥用的罪责抛给了“大老虎”——已失势的前政治 局委员周永康（周永康领导下的政法委是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指挥系统）。而关于良心犯，黄洁夫只字未提。
由此说来，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供体源源不断，依赖的是其在政界的关系。拿院长沈中阳来说，不仅在2013年成为政协委员，也担任中共“民主花瓶”之一“农工民主党”的常委。
但就直接获取器官而言，最为有利的还是沈中阳的准军方头衔，中共军方和准军方与庞大的政法维稳力量有密切联系，可以无阻拦地涉入关押政治犯和良心犯的场所，因此被指认参与了大量人体器官的非法交易。
几位海外调查者多年来一直在追踪中共军方与器官供体这二者的关系。在2014年出版的著作《大屠杀：大规模屠杀，活摘器官， 中共对异议人士的秘密解决方式》 （The Slaughter: Mass Killings, Organ Harvesting, and China’s Secret Solution to Its Dissident Problem） 一书中，曾居北京的美国记者伊森‧葛特曼展示了十年里采访得到的大量证据，表明法轮功修炼群体一直是被摘除器官的主要目标。
法轮功是传统的佛家修炼大法，包括五套功法动作，并且要求修炼者全面提高道德水准，自1999年以来就在中国遭受迫害——90年代后期，由于修炼人数高达7,000万至1亿，超过中共党员人数，时任党魁江泽民以法轮功对中共政权构成威胁为由，对法轮功修炼者实施灭绝性的迫害政策，包括“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
在1999年迫害开始的次年，如同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中国的几百家医院在器官移植领域都戏剧性地结出了硕果。
“中国既没有国家组织的器官分配系统，也没有器官捐献系统，官方的解释是死刑犯。”大卫‧麦塔斯说。“但是还存在诸多问题，如器官匹配、血型、监狱人群肝炎感染率等等，加上超短的等待时间，这一切怎么解释？”
麦塔斯说，对于种种质疑以及大量确凿的证据，中共官方都没有给出解释，“你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就是我、大卫‧乔高和伊森‧葛特曼一直在说的，（器官来自）良心犯。”他继续说：“移植规模越大，就越需要（中共）作出解释，但至今都没有任何解释。没有其它明显的供体来源。”
葛特曼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被问及天津一中心的器官可能来自哪里，他回答说：“我认为大多数的器官是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来的。整个这段时间里，劳教所里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人数一直多达50万到100万人。”
“从人数上看，这是他们可以动用的唯一潜在来源。可能也有一些维族穆斯林和藏人，但这些人群的失踪比率并不高。”
葛特曼对数百名逃离中国的难民进行了采访，发现有五分之一到五分之二的法轮功学员在被拘禁期间被验血。从劳教所获释的人也描述了那些被验血者的连接失踪。
2006年以来，海外调查人员以医生同行或急等换肝的患者亲属身份与中国医生和护士通话，并将通话全程录音。这些医护人员承认他们做移植所用器官来自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葛特曼在书中描述他头一次听到受访难民讲述被体检经历时的心情，虽然这位法轮功学员没多想，“她所述说的事既可怕又令人费解，与其说医生是在做正常 的体检，不如说他是在一具新鲜的尸体上进行拣选。我还记得自己感到从未有过的毛骨悚然，一时间，包裹着我的怀疑的外壳粉碎了。”
天津的验血
被关押在监狱和劳教所里的良心犯被挑出来验血、验尿的现象遍布中国大陆，天津也不例外。这期间也是“天津一中心”移植量暴涨的时期。
这些亲历者的指证来自明慧网——汇集法轮功在中国大陆第一手信息的平台，网站上的文章都是法轮功学员及其亲友撰写的，有很多记录了他们遭受迫害的经历。该网站被研究法轮功及中共镇压的学界人士和人权调查员广为参看，被视为深入了解中国法轮功修炼群体的可靠来源。
在明慧网上分别将“抽血”、“体检”、“验血”设为关键词，和“天津”进行组合搜索，可得出119、393和69条结果，当然有些结果可能是重复的。
一个典型案例发布于2007年11月9日，文章题为“我在天津女子监狱所经历和看到的迫害事实”，如同明慧的许多来稿一样，文章是匿名的，原因不言自明。其中说：“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队是三队，三、四、五监区都有法轮功，除了包夹人外就是个别刑事犯，每个监区三队的队长都单独把法轮功学员叫出去，化验尿和验血，没叫刑事犯。队长说是对法轮功学员的关心。”该监狱距第一中心医院只有30多分钟车程。
回忆这段经历，作者写道：“我现在心里还在怀疑，那几个不知下落的同修哪里去了？”
天津市青泊洼劳教所也有这样的血液检查，青泊洼距天津一中心的车程为23分钟。据明慧网文章，天津市双口劳教所也在法轮功学员被拘期间对其进行验血，从双口开车到一中心约半小时。此外，法轮功学员滑连有曾回溯2013年6月她在滨海监狱被抽血的经历，滨海距一中心车程约47分钟。
另一位修炼者徐海棠则写道，2006年6月自己在板桥女子劳教所被抽血化验，板桥农场距该院车程约45分钟。
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医生反强摘器官组织”致力于为维护医学伦理发 声。对明慧网上有关验血的文章进行初步分析后，他们写道：“在对幸存者的报告进行过滤时，我们发现体检不是个别现象。如果说特殊的个案可能缺乏意义，这一 数据却展示了大量受害人的陈述，他们的经历并不是孤立个案，而提示出（当局）系统地对被关押法轮功学员强制进行各种医疗检查。”
当然，这一切不足以证明验血的目的是器官移植配型。
不过让人不解的是，这些良心犯是因中共党魁发动的旨在消灭信仰的镇压而入狱的。为让他们放弃信仰，当局通常都会对他们施以酷刑、电击和暴力殴打等。 法轮功在中共把控的全国媒体上遭到污蔑。秉持信仰的修炼者被推到民众的对立面，他们被非人化、遭到耻笑，并被宣布为国家敌人。经明慧网报导确认被迫害致死 的学员已近四千，而由于镇压是当局发起的，此类罪行一概不受追究，那么，监狱官员有什么理由要为了良心犯的身体健康进行抽血化验呢？
在这一大背景下，被关押法轮功学员被验血、失踪，联系到迫害开始不久就出现的器官移植高潮，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中共大规模强摘法轮功良心犯器官。
尴尬的沉默
即便国际医学界不想过早地做出大规模反人类罪行的结论，国际社会至少应该要求对器官来源及有多少良心犯被强摘的问题进行进一步调查。如果这是真的，毕竟将成为21世纪最令人不安的群体罪行之一。
事实上，许多有威望的组织和个人已明确表示他们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提法不应被贬为“科幻阴谋论”。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2008年曾表示：“中共政府应立即就关于某些法轮功学员遭到虐待和作为移植器官来源的指称开展或委托开展独立调查，并酌情采取措施，以确保起诉和处罚此类虐待行为的责任人。”
2012年12月2日，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生物伦理学系主任阿瑟‧卡普兰教授等三位医学专家在白宫网站发起了一项征签请愿，呼吁奥巴马政府“调查并公开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和其它囚犯器官的罪行”。当时卡普兰教授接受采访时说：“我想你不能对杀人取器官保持沉默。这太令人发指了。实在是错得离谱。它违背了所有的人权理念。”
近期的一部纪录片《活摘》（Human Harvest）直接提出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赢得2014年度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皮博迪奖，Peabody Award)，该奖被视作广播电视界的普利策奖，授奖要求是17位董事会成员一致赞成。据评委们评述，该片还原了一个“为牟取高额利润而强制捐器官的妖魔系统”。
在有关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报告发表之后，包括以色列和台湾在内的一些国家地区已通过立法，防止本国公民前往中国接受器官移植。
这一切使得国际移植界一些核心人物漠不关心的态度更显不合拍——如果这些人能够关注这一反人类罪行指控的话，定会大大推动国际社会广泛谴责并呼吁调查这一罪行，然而，他们对中共所谓的“器官移植改革”项目却态度殷勤，行事风格令人想起与中共相互利用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弗朗西斯‧德尔莫尼科（Francis Delmonico）博士是器官移植学会的前负责人，也是就器官移植问题与中国沟通的主要联络人，他在电邮中写道：“我唯一要说的就是鼓励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提交可验证的数据。”“唯一”一词被加粗显示。
其他一些医生，如器官移植学会的前负责人、悉尼医生杰里米‧查普曼（Jeremy Chapman），以及芝加哥大学医学院肝外科医生迈克尔‧米里 斯（Michael Millis）博士，都对这个棘手的问题不感兴趣。米里斯博士已与中国官员有密切合作。在接受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 记者玛蒂娜‧凯勒（Martina Keller）采访时，被问及秘密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话题，他答说：“那不是我能发挥影响的范围。世界上许多事情不 是我的关注点或兴趣点。”
器官移植学会现任主席菲利普‧奥康奈尔（Philip O’Connell）博士和世界卫生组织就器官移植问题与中共联络的何塞‧努涅兹（Jose Nuñez）博士，均未回复大纪元记者的电子邮件。世卫组织关于器官移植的指导原则要求整个过程透明化，且可公开接受审查，然而该组织官员并未敦促中国按要求去做。
回应医学界对活摘器官问题关注度相对不足的问题，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伦理学教授柯克‧阿利森（Kirk Allison）在电邮中表示：“（对这个问 题）具有好奇心很重要，因为它关系到真相，关系到人类道德所面临的风险，关系到人权，更关系到那些（器官）被略夺的人的生命——即便他们已死去。这是对我 们提出的道德挑战。”
德高望重的以色列心脏外科医生李维博士则在电邮中写道：“我感到难堪，因为我在世界各地的同行不像我这样觉得有道义责任去要求中国接受国际移植界对其现行移植体系的独立彻底的调查。”
他又说：“作为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儿子，我觉得有必要不再重复国际红十字会1944年参观特雷津纳粹集中营时犯的可怕错误，其报告中把这个集中营描述成了一个娱乐休闲营地。”（完）@*#
英文大纪元记者罗宇（Matthew Robertson）、方雅报导，张小清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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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宪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