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30年代去世的陈宝琛，高寿至88岁。作为满清遗老和末代帝师，他和我们的距离并不遥远。他的学生不只是溥仪，民国著名史学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既是他的学生，又是他的朋友。
父子四进士 兄弟六科甲
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号弢庵、陶庵、听水老人，出生在美丽如画的福建闽县（今福州市）螺洲镇。曾祖晚清刑部尚书陈若霖，官至正红旗汉军副都统，为毓庆宫宣统皇帝授读。
螺洲镇历史上是出科举人才的地方，陈氏祖先于明洪武年间到此居住，从明朝至清末，陈氏家族竟出了21位进士、108名举人。
陈宝琛的父亲也是进士，任过刑部主事。陈宝琛兄弟六人都中举，其中三人进士及第，人称“父子四进士、兄弟六科甲”。
陈宝琛生而英敏，少年得志。十三岁中秀才，十八岁中举，二十一岁同治七年（1868年）登同治戊辰科进士。
此后一帆风顺，同治十年（1871年）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敢言直谏 诤谏慈禧收回成命
忠诚耿介的陈宝琛认为，君主应有“天之仁”，则“足以快人心而光圣德”，想做到这一点，最高统治者须整顿吏治。
陈宝琛在“视学江西”期间，揭露宁都直隶州知州韩懿章擅权殃民、遗祸一方的恶行，清廷主管部门于是下发批文“该州劣迹尤着”。陈宝琛又揭露候补知府荣缓“招权纳贿”，倚仗布政使文辉“义父”的关系，在江西形成了一个贪污腐败集团，轰动一时。
陈宝琛认为官员不能持权罔顾小民，罗织罪名、陷害无辜。光绪初年震惊全国的四大冤案之一——江宁三牌楼案，主审官为及早破案，随意抓捕无辜，刑讯逼供，冤杀了两人。陈宝琛率先上奏此案埋冤，朝廷派专员赴江宁查审，终于冤案告破，劣官遭严惩。
因陈宝琛遇事敢言，时人将他与好论时政的学士张佩纶、通政使黄体芳、侍郎宝廷四人，合称“清流四谏”。
光绪四年（1878年），沙俄强占新疆伊犁，左宗棠进兵伊犁，清廷派出都御史崇厚与俄国谈判，哪知崇厚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把伊犁南境和霍尔果斯及以西的大片国土割让给了俄国人，朝野哗然，国人沸腾。
陈宝琛愤然上书力陈“崇厚误国，其罪当诛”，他又和张之洞谏言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赴俄谈判，慈禧最终派曾纪泽出使俄国，并将崇厚定了监斩侯。
陈宝琛具有祖上陈若霖的遗风，福建民间传说陈若霖甚至还斩过一个贝勒爷。
李三顺是慈禧宠信的小太监，一向骄横，有一回直闯午门而过。按规矩太监是不得走午门正门的，守门护军也没有接到给李三顺特别放行的通知，结果李三顺被守门护军玉林拦下。争执中，李三顺手中提着的慈禧让送给七福晋的食盒被打翻了。
慈禧大怒，欲将玉林发往黑龙江当苦差，终身不得赦免。陈宝琛和张之洞上奏慈禧处置有过，谏请慈禧“绳家法、防流弊”收回成命。慈禧最终让步，处罚结果是，杖打玉林一百、李三顺三十，相关人等也都得到从轻发落。
这就是在朝野中轰动一时的“庚辰午门案”。翁同龢深赞陈宝琛在此事件中的作为极具风骨。
落花之伤与务实救国
中法战争中，陈宝琛主战，力拒赔款。后因参与褒举唐炯、徐延投统办军务失当事，遭部议连降九级，从此赋闲福建二十五年。
期间，中日甲午战争中海事惨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陈宝琛虽处江湖之远，时念庙堂之高，消息传开，他随作《感春四首》，借咏花落之伤，抒发对国是日非的悲慨之情。
诗中悲悯地写道：“输却玉尘三万斛，天公不语对枯棋”，“北胜南强较去留，泪波直注海东头”。陈宝琛早就认识到台湾是七省门户，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且陈宝琛的二妹、小女都远嫁台湾，国残家破，此情难抑，无以解忧。
“阿母欢娱众女狂，十年养就满庭芳。”“处处凤楼劳剪彩，声声羯鼓促传觞。”在第二首感春诗中，他痛斥慈禧奢华做寿、挪用军费修筑颐和园，置国家安危于不顾。
情怀难放，担当依旧。陈宝琛实属晚清没落朝臣中的一枝傲梅。
在福州赋闲期间，他借读书、赋诗、写字之事办起了新式教育，走起了教育救国的路线。他慷慨倾私囊，并多方筹集资金，创建福建高等师范学堂。他还普及基础教育，兴办普通中等教育和外国语教育，开办法、政、商、工、农等实业教育。
陈宝琛的教育理念相当开放和系统化，他特别重视师范教育，先后在他创办的两所高校中派遣40名学生去日本留学，专门学习师范教育，回来后任教。他与严复颇有交情，在他的教育事业中积极推行严复倡导的中西结合的教育制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陈宝琛任福建铁路总办。他亲自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找华侨黄乃裳筹集到资金170万元，修筑漳厦铁路。陈宝琛的想法是要先于日本人、法国人取得铁路的敷设权，这样就有了矿权、商权且能掌握战略要道。
“唯一的灵魂 唯一的智囊”
1908年，光绪、慈禧去世。溥仪继位，宣统元年（1909年），张之洞举陈宝琛入京，担任礼学馆总纂大臣。宣统三年（1911年），陈宝琛在毓庆宫行走，任宣统帝溥仪的老师，赐紫禁城骑马，以末代帝师的缘起开始了他十几年追随溥仪忠君事主的最后生涯。
溥仪喜欢听故事，除了教《孝经》、《三字经》、《百家姓》以外，陈宝琛远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近讲康乾盛世，以激励溥仪的帝王之志。
辛亥革命溥仪逊位，有人劝陈宝琛趁机离开，他反问道：“人主年幼，我要走了，遗老乡亲将如何看我？”于是仍每天教溥仪学《四书五经》，在他的眼里，皇位失去只是暂时的，帝王修养风范一日不可不学。
陈宝琛常夸溥仪：“人虽小，可是一位天子呢！”
直系军阀冯玉祥将溥仪赶出皇宫的时候，溥仪刚18岁，少主见到陈宝琛放声大哭，悲诉自己无颜再见列祖列宗。
陈宝琛劝慰：“自古以来哪有不灭亡的朝代？大清非失德而失位，皇上也不是亡国之君。皇上博学多识年纪尚轻，将来理应成为民国之总统。那时，不是可以告慰列祖列宗了？”
陈宝琛的忠心耿耿并非说说而已。民国初，陈宝琛随溥仪移居天津，他一心想光复清廷，但劝溥仪不要轻举妄动。中华民国每年拨给溥仪400万元，他的策略是保存国民政府的这笔资金，否则一切皆成空谈。
溥仪将他称为自己的“唯一的灵魂，唯一的智囊”。
力阻溥仪伪满称帝
民国早期，陈宝琛曾说：“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国朝三百年深仁厚泽，人心思清，终必与人归。”陈宝琛余生一直致力于溥仪重登帝位，虽忠心可嘉，但对历史的演进存在误判，梦想终究不能成真。
作为最忠心的幕僚，陈宝琛虽时刻不忘光复大清，但他对借助外力，特别是想借助日本人复国的郑孝胥嗤之以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佯装立溥仪的弟弟溥伟在东三省称帝，郑孝胥和罗振玉二人趁机劝说溥仪赶紧去满洲向日本人要回帝位。陈宝琛深有忧虑：“贸然从事，恐怕是去时容易回时难啊。”
但在郑孝胥等人的力劝之下，溥仪还是动心了。两个月后，陈宝琛赶往旅顺面见溥仪，老泪滂沱，谆谆叮嘱：“复位以正系统”，并一再叮嘱溥仪不要轻信郑孝胥的话。
后来溥仪与日本关东军的代表板垣征四郎几乎闹翻了脸，不满意做伪满的“执政”，一再坚持要正位作皇帝。1932年溥仪满洲执政后，身不由己。陈宝琛极度忧伤，追悔莫及，作诗曰：“本意冲天待一飞，轻身如入白登围。直成大错谁实铸，迷途未远应觉非……”
1934年，溥仪由伪满执政改称皇帝。1935年3月，88岁的陈宝琛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