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星期五，香港法院对多名早前已经被裁定有罪的当地民主派人士进行了宣判，他们的刑期大多在一年到一年半。有关人士被裁定有罪的“罪行”，是未经许可非法集结，罪名与香港国安法其实没有联系，但所有人都将香港法院的审理和定罪，与中共在香港强行推动的国安法联系起来。
说实话，我对这个结果绝对不感到意外，因为如果了解中共这个政权的本质和行事特征，就可以得出“迟早发生”的结论。所以我一直认为，香港的民主运动，第一目标如果不是针对中共，不把香港民主运动放在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大环境中去思考，最后难有好的结果。
但这次中共在香港的操作，却也可以进一步凸显中共的恐惧。因为中共所有的无理攻击，反映的都是其内心深处的某种恐惧。
中共目前最恐惧什么呢？我们总结了前五名，说出来和大家讨论，算是抛砖引玉。
中共最害怕恐惧的第五项，是经济脱钩
这一项，当然主要是和中国大陆经济状况相关。中共体制是所谓行政主导体制，政权对社会控制通过多重方式进行，但最近二十年以来，这种控制更多反映在经济层面。说穿了，就是当局可用的钱越多，对社会的控制就越牢固。比如大陆所谓的维稳费用大幅增加，就是这种模式。
以北京为例，很多人谈“朝阳群众”或者“西城大妈”之类，就是中共所谓安全事务的“人民战争”，其实是用钱堆出来的。每位“西城大妈”参与维稳行动，每天至少四五十元人民币，最多到上百元。而在香港的所谓爱国组织，也大多是由统战机构或其它中共机构出资，或者以大陆市场发展做代价，由一些香港商人垫付资金组建。
中共过去三十年的政权“合法性”，主要基建在所谓经济增长之上。中国大陆经济增长，和中国人的民族特性有很大关系，中国周边华人社会国家，甚至是中国文化圈的国家，经济都相当不错。这说明经济表现好，和政府治理、政策合理的相关性并不大。其次，中国大陆经济也和外资大量投入有关，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美国和欧洲的资金，伴随着企业大量涌入大陆，对中国经济影响巨大。但中共的宣传用经济发展的结果，来宣示中共政权的“合法性”。
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依托了所谓“东亚模式”，就是所谓出口导向。十多年前，中国大陆经济对外贸依存度一度超过50%，近年来有所降低。
2019年，中国的GDP为990,865亿元人民币，大约不到15万亿美元，但其年度进出口总额达到4.5万亿美元，其中出口2.5万亿，进口2.1万亿，占GDP的三成左右。外贸带动周边经济活动再加上大量就业人口，外贸占据中国GDP的比例，仍然可以达到40%以上。
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投资、消费和出口，中国大陆消费贡献最少，大约占GDP四成多，比通常其它国家的七成以上要少很多。但实际上，外贸出口是等于是外国消费者对中国GDP的贡献。
也就是说，东亚模式是依靠外国市场的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此，川普（特朗普）总统发动美中贸易战，对中共来说相当可怕。这并不简单地由于可能抑制美国市场对中国产品的依赖，而是这个行动启动了一个趋势，扭转东亚模式在中国大陆的继续，进而对中国经济结构或者说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构成挑战。中共不得不未雨绸缪，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做出准备。这是中共开始宣传“自力更生”或者是“内循环”的最大原因。一旦经济萎缩，中共政府收入受到压力，其维稳支出受到影响，对内维稳、对外统战和大外宣都会被波及。
第四项，是和西方科技交流被中断
这个恐惧首先和经济有关，因为中共出口导向的经济已经到了一个极限，随着世界经济发展，简单低阶产品出口不可能再大幅度增长，于是中国需要提升产品的级别，这需要产业升级，需要科技升级换代，以继续维持外国市场的占有率。
其次，科技升级也是中共控制社会以及军事装备提升的重要条件，因此如果和西方的科技“交流”被中断，将产生严重影响。我们说的所谓“交流”，包括了对知识产权的盗窃。不管通过什么方式，科技从西方流向中国，我们暂且都算成“交流”。
中国大陆有大量留学生在欧美大学中学习从事科技研究。美国有33万中国留学生，这是和美国科技“交流”的重要渠道和方式。现在，美国不但切断各种高级学术方面的交流，也在考虑如何减少中国理工留学生的数量。
中国虽然有不少优秀科技人员，但却缺乏创造和创新的文化和机制，因为创新创造，通常和专制极权的体制无法兼容。一旦无法继续和外国进行科技“交流”，中共治下的科技进步将受很大影响。
第三项中共最恐惧的，是台湾、香港、西藏和新疆的所谓“独立”问题
中共以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起家，也一直以此为凝结中国大陆社会的基础核心价值观。但事实上，自“文化大革命”之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大陆已经崩溃，即使是中共最高级领导人，也没有几个人真正相信共产主义，这给中共带来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
应付这项危机，中共采用了民主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办法。这是过去二十年来，中国民族主义不断升温的原因。比如，在以往的宣传中，中共刻意讲述和国民党政权的战争胜利，以此来凸显中共夺取政权的合法性，但最近中共开始强调对日战争，强调是中共率领中国打败日本。为了这个目标，中共把对日作战的历史，由8年改为14年，因为它们要把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有苏共和中共联合领导的满州抗战计算在内，以此表达中共才是领导对日战争的真正力量。
在当局的不断推动之下，中国大陆民族主义情绪温度不断上涨，中国民众也开始用民族主义的视角来衡量中共。2016年，习近平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这种强硬表态，正是为了响应中国大陆不断升温的民族主义。当然，中共建政之后，放弃了很多块中国领土，包括北满洲和蒙古，这些历史成为中共的禁区。
因此，在面对香港、台湾、西藏和新疆事务上，中共无法也不能妥协，已经不由自主地被极端民族主义绑架，其政策的弹性空间被空前压缩，只有强硬和更强硬的选择，没有其它。
中共最恐惧的排名第二项，是宗教自由
这也和意识形态有关。要消灭所有宗教，这是共产极权政权对意识形态垄断的必然结果。过去十多年，中共加强了对所有宗教和信仰的镇压，目标极为明确，就是消灭共产党以外的任何权威，尤其是意识形态权威。
我们看到，中共在内地拆除教堂，抓捕地下教会领袖，强迫天主教听从中共指示。在西藏，中共清洗所谓藏独的主要努力，是针对藏传佛教，大型寺院内设立派出所，和尚喇嘛被迫学习无神论、唯物主义和习近平思想，有异议者被抓捕判刑关押。
在新疆，超过一百万维吾尔和其他伊斯兰少数民族被抓到集中营进行集体洗脑，关键的焦点，也仍然是宗教。大批穆斯林阿訇被捕，各种宗教书籍被毁，任何在网上的言论，一旦谈及信仰和宗教，会一概被当成宗教极端势力。
对新疆和西藏镇压的核心是宗教。在新疆，当局试图消除一切以宗教为基础的文化，包括强迫喝酒，强迫吃猪肉，强迫女性伊斯兰信徒嫁给汉人，甚至强迫她们堕胎绝育，这些都违反了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但在中共看来，这些都是极端宗教势力的表现。
其实有关宗教自由，还不止是宗教，也有各种信仰，也都在中共的打击范围之内。比如法轮功。联合国人权公约中规定的，是宗教和信仰的自由，包括信仰、崇拜、传教等等的自由。但在中国大陆，这种自由被压缩到相信，而不包括公开崇拜和自由传教。在法轮功问题上，中共更是刻意扭曲联合国“宗教和信仰”的概念，它把两个概念压缩成一个，变成了“宗教的信仰”，所以它说，法轮功不是宗教，所以就打压“宗教的信仰”问题了。
所有这些最为关键的，是宗教和信仰必定有官方意识形态之外的道德权威，这对极权主义构成严重威胁。
中共最恐惧的第一名，是“中共不是中国，共产党不等于中国人民”
2020年9月4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5周年发表讲话，开宗明义提出了五个“绝不答应”：
第一，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丑化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
第二，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歪曲和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否定和丑化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
第三，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
第四，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通过霸凌手段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中国、改变中国的前进方向、阻挠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努力，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
第五，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破坏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和发展权利、破坏中国人民同其它国家人民的交流合作、破坏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
这里面，第五个“绝不答应”是拒绝脱钩，第四个“绝不答应”是经济问题，和经济脱钩有关系，而第一到第三个“绝不答应”，其实都落在第三个“绝不答应”，就是中共拒绝和中国人民脱钩。
政党不等于政府，政府不等于国家，这是一个基本逻辑问题。但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政府不等于中国人民，在中共那里，不是一个逻辑问题。这让我想起中国老百姓说的，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个叫做逻辑，一个叫做中共逻辑。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中，对中共有一个定义，就是共产党是一种邪灵附体，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所以中共的“绝不答应”，应了中国一句古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党和国家不分，党和人民不分，党和政府不分，是中共在中国可以存在的前提条件和基础。
但它们自己内部，其实分得很清楚的。公务员必须是党员，升职必须是党员，有些工作是党员优先，中国人都很清楚，它们分得清清楚楚，绝不含糊。
只是，它可以做，你不能说，甚至不能想。一旦大家清楚明白了，清醒地拒绝它，它的末日也就到了。中共不等于中国，共产党不等于中国人民，这种提法在美国官方是蓬佩奥首先提出来的，所以中共对蓬佩奥恨之入骨，中共媒体对他破口大骂，完全不顾任何斯文，当然，也是因为中共对蓬佩奥的这个说法感到极端恐惧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