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佩奧被視為特朗普（川普）政府中對華政策的鷹派代表，而余茂春被外界認為是對蓬佩奧最有影響力的顧問之一。由於中共的強烈抨擊使余茂春在對華決策圈的知名度大增。余茂春認為，中共徹底破壞香港的一國兩制也影響了美國對台政策的重新評估，因為虛幻的承諾不再後，對台政策的一塊基石也就不存在。
在逾三十分鐘的專訪中，余茂春說，特朗普政府最大的貢獻是不再將中國當成外交關係的一張牌，而且改變了尼克松政府以來的“求同存異”的政策。以下為專訪摘要：
問：香港民主派議員決定集體辭職，您怎麼看北京在香港的一切作為?
答：這是中共扼殺香港自治的又一個具體例子，這次問題更加嚴重，民主黨派議員決定集體辭職表示香港的民主勢力有一個重新認識，就是在現有的香港體制下爭取民主與自由的希望是幻滅了，所以他們才採取集體辭職。北京前幾天下的決定是對基本法的完全攻擊，它授權香港行政政府對民選議員有完全審查的權力，而不是通過法庭、選民或立法會本身的程序，這跟中共在中國大陸的作為是一樣的，這使香港的選舉已經名存實亡。民主派選出任何人，香港政府都可以以國家安全的名義或其它莫須有罪名把他的資格取消，這是對香港選舉的合法性的莫大諷刺。民主派人士覺得在現存體制下要實現政治理念已不可能。
問：美國已有的作為並沒有改變香港的走勢，美國或國際社會還有可能在香港做得更多嗎?
答：這就完全要看中共在香港的措施了。中共在香港實施國安法已使美國認識到香港的一國兩制是名存實亡了，實際上是一國一制，所以美國針對香港政治的現實做出政策調整，比如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這是名正言順的。
問：也有人認為這會使香港變成美中大國角力的犧牲品，您同意嗎?
答：不完全同意，香港不單純是美中兩國的角力點，香港問題反應的是中國和整個世界之間的對立，因為中共在香港問題上向全世界做了保證，這就是為什麼中共要把《中英聯合聲明》拿到聯合國去備案。是中共背棄了對全世界的承諾。美國在香港有很多重要利益和原則性問題要堅守，但加拿大、英國和澳洲都有大量公民居住在香港，這是中共和全世界過不去，香港是中國政府政策的犧牲品。
問：美國下一屆政府還有可能採取更多措施幫助香港人嗎?有些香港人也很擔心被美國放棄。
答：我覺得在香港問題上，美國是沒有黨派紛爭的。涉及香港的種種法案，在美國國會是一致通過的，美國總統只是順應民意簽署了法案，所以美國行政當局與立法部門在香港問題上看法是百分之百吻合。不管誰入主白宮或特朗普總統繼續留任，他們對香港政策的基本點不會有任何實質改變。至於幫助更多港人來美，美國已有相關法律，具體實行方面因為涉及移民法比較複雜，但在香港難民問題或局勢判斷上，美國的移民政策都有所反映了。
問：如果一國兩制在香港被破壞，會不會影響美國對台灣政策的判斷？
答：香港在美國決策層面上佔據的地位非常重要，因為香港有一百五十多年的特殊歷史，這種特殊的歷史遺產讓香港有不一樣的地位，使美國對待香港和對待中國不一樣，這些都是基於中國政府對全世界所做的承諾，我們也曾經相信這些承諾，從一九九二年香港政策法實施以來都沒有改變。這種承諾已被打破，香港的高度自治沒有了，重新評估的結果使美國對香港的政策法令有根本性的改變，認為香港不該繼續享受美國的政策優待。
這個還牽涉到你提到的台灣問題，因為香港的一國兩制實際上就是中共對台政策的前奏，他在香港實行的一國兩制能否有效成功對台灣有根本性的示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中國是把香港的一國兩製做為樣板給台灣看。現在一國兩制徹底失敗，美國的對台政策首先要考慮的就是對一國兩制的重新估價。如果香港的一國兩制是虛幻的承諾，對台政策的一塊基石就不存在，當然有重新考慮的必要。
另外，我們也要認識到台灣已經不是七十年代以前那個台灣。台灣是一個民主的榜樣，是華人社區裡的一個光輝典範。所以說保護台灣已經獲得的自由跟民主，實際上跟美國的立國理念及既定外交方針是完全吻合的。
問：所以不管未來美國誰當政，都會以保護台灣的民主為施政重點?
答：可以這麼說。七十年代的國際政治有所謂的幕後交易，幾個領導人來自不同國家可以把整個國家或地區放在秘密談判的位置上，然後世界的格局就受到重大影響。但在民主化繼續深入的地方，這種閉門外交已經完全不適用。很難想像美中領導人可以繼續坐下來進行密秘談判然後決定台灣的未來，因為台灣的未來應該完全由台灣老百姓自己來決定。他們有民意充分錶現的機制，連馬英九時代都說了台灣的未來由選民來決定，美國會在大國政治中把台灣做為一個籌碼的可能性不大，這種擔心沒有理由。
台灣在世界上的地位非常正面，她對世界做出的貢獻是有價值的，台灣經驗不可小看，比如在武漢疫情中做出非常傑出的貢獻，台灣可以教給世人很多有益的作法跟政策。另外，台灣在社會進步上做出非常了不起的貢獻，把一個威權統治的國家變成一個多元化、非常有忍容力的地方，台灣的民主不只是台灣的驕傲，也是所有華人社區的驕傲，證明在一個擁有悠久文化傳統的華人社區裡，民主和傳統並不是對立的，台灣是一個有示範作用的光輝典範，所以從這些因素來看，美台關係會向深度而健康的方向發展。
另外，台灣所面臨的不少問題也正是美國所面臨的問題，不僅在理念上有共同之處，在實際的操作上也有共通之處，兩國國家利益上有很多重合的地方，比如台灣去年大選面臨很多外國勢力的干涉，尤其是在電子傳播上散佈謠言和假消息，美國也有大選，而這些年來美國最關心的就是外國勢力的不良操作與影響，我們在台灣選舉中就看到外國勢力如何來影響和操縱，從台灣學到不少好東西。在科技方面，美國目前很注重供應鏈的保護，台灣在美國全球供應鏈的多樣化方面會起到重要作用，因為台灣有很多尖端科技產業，例如計算機的訊息處理軟體，所以美國和台灣有非常廣闊的合作天地。
問：您說過特朗普政府對美中關係最重要的貢獻是幫助大家認識中共和中國人民不是一回事兒，您覺得這在華府已經形成兩黨共識了嗎?
答：這不僅是兩黨共識，而且已經超出美國，在全世界都有這種逐漸形成的共識。各個國家因為政治勢力的分配不同會有不同程度，但我覺得中國共產黨能代表十四億中國人民，這種說法是沒有地位的。比如對中國網際網路的控制，它實際上就是想蒙蔽全國人民把中國的信息環境限制在中國自己的口徑之下，但中國老百姓是不高興的，所以每天才會有成千上萬的翻牆人士想听到不同的聲音。江澤民時代還說要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但他們的利益沒有被共產黨代表，很多事情其實是簡單明了，一旦挑破了卻變成重大新聞，這是不應該的。很多人到現在都不知道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是一種極權式的統治，尤其是在新技術的引導下，中共的管控更嚴密。我們以前說《一九八四》那本書寫的是未來的可能性，現在中國已經超出現實。
問：那麼把中共與中國人民區分開以後，美國和國際社會的對華政策是否也跟著做出重大調整？
答：這是不可避免的，例如中國政府說現在已經沒有疫情了，但這個不是由政府說了算，我們更想跟中國的科學界去交流澄清這個問題。此外，中國對信息的嚴格控制，我們會認為老百姓想听到不同的聲音，就會加大擴展中國信息自由的程度，所以我們的政策就會相應而調整。
問：您認為這是特朗普政府四年來最重要的對華政策的貢獻嗎？
答：我認為特朗普政府的貢獻是革命性的。他在很多最基本的理念上帶來了根本性的改變。第一點，特朗普政府對全球安全議題做了調整和分配。我們覺得中共產黨對全世界的威脅是頭號的，最主要的，我們放棄了以前只打中國牌的方式，就是說只把中國當成一個牌來打，而不把中國做為一個根本的政策目標。過去我們打中國牌是為了爭取其它的戰略目標，比如要打敗蘇聯、要撤出越南，或者解決朝鮮半島問題。我們現在則把中國當成美國對外關係的頭等大事，所以要針對中國而製定針對中國的政策，這是特朗普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最大的貢獻。即把中共當成頭號戰略競爭者。
另外，我們放棄了從尼克松政府以來對中國政策的主要概念，就是所謂的“求同存異”。“求同存異”聽起來好聽，但實際上很危險。“同”是講戰略利益，是中共講的雙贏，實際上也不是雙贏；“異”是講一些比較棘手的政治制度或意識型態的東西，所以人權、信息控製或大外宣都不是在中美兩國根本的政策框架下能順利討論的問題，所以現在我們改變了這一點，我們認識到中美兩國間所有的爭議和衝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國共產黨和美國是代表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和意識型態系統，我們再也不能無視這些無法共處的理念衝突。過高估計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對一個馬列主義政黨的良性影響使美國喪失了幾十年的寶貴時間，沒有看清楚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理念和治理模式對全世界自由和民主的威脅。中國政府對國內實行管控，現在中國國力增強又有很強的技術力量，它這種在國內的管控模式不但得到加強，還會輸出到全世界，所以我們看到了這種威脅。我們要以普世的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和美國內在製度的競爭優勢來阻止中國的統治模式與主導權。
問：美國白宮在總統大選前發表了中國政策說明書，當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Robert O’Brien）將其定位為類似一九四六年冷戰之父喬治‧凱南的長電報。這是不是定性美國對華政策的大調整?
答：可以那麼說，因為一九四六年凱南的電報說的一個主旨就是蘇聯在當時侵略很多國家，顛覆很多民主選舉的政府，很多人對此感到疑惑，不知道蘇聯行動背後的理念原因是什麼。凱南說，原因不僅僅是出於地緣政治和國家安全利益的考慮，還出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所指使，這種意識形態主要是全球擴張與控制，因為馬克思跟列寧主義認為，蘇聯政府如果不這麼做，全世界的反共力量就會把蘇聯吞併，所以這是你死我活的一種鬥爭。沒有擴張，共產主義就不可能成功，這是凱南提出的一個焦點，因此他提出一個遏止政策，只要遏止了蘇聯的擴張行為，蘇聯就會滅亡。現在我們的對華政策，以及美中面臨的挑戰還不一樣，蘇聯當時的擴張是赤裸裸的軍事侵略，武力干涉；但是現在的中國在大力加強攤牌性軍事力量的同時，更主要是在現存國際體制內的框架上進行逐步的滲透，控制經濟和技術層面上的關鍵部門來達到全世界對它的依賴，這是更加有內在實力的，對付起來更困難。所以白宮發表的說明書與凱南的電報還不能完全劃等號。
問：據您觀察，習近平的領導班子有意識到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嗎?
答：中國的對美政策是比較僵化的，它一直在指控跟他意見不同的政府是冷戰思維，實際上最有冷戰思維的就是中國政府自己。它的基本政策、理念和框架幾乎全是馬克思和列寧主義的基本想法。所以習近平在美中貿易問題解決不了時，他就會在會議中說現在國際形勢很嚴峻，要堅定信念勇往直前，要不斷“鬥爭”。這些充滿“鬥爭”的提法都是列寧主義的說法，它把美國看成有一個大陰謀來遏止中國社會主義的崛起，在大政方針上，它有一種非常強烈的陰謀感，比如香港幾百萬人上街遊行要求民主自由，它就覺得這是美國在背後的黑手操縱，跟中國過不去，要千方百計地尋找莫須有的美國黑手的證據，這些想法反應中共領導班子對美國的戰略意圖不了解，或者了解但根本不相信。
問: 習近平本人提過美中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但前中共黨校教授蔡霞接受本台訪問時說，這是一個偽命題，您同意嗎?
答：這個命題根本不存在，因為它是基於兩個根本錯誤的出發點。第一、修昔底德陷阱是說一個老牌的正在衰落的強國對於一個新興的強國自然會發生衝突，這完全是一個偽命題，因為美國不是一個沒落的國家，指導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馬列主義一個根本信條是相信帝國主義每天都在爛下去，是在日益沒落，這也就是為什麼新華社或《人民日報》到美國來的記者全心全意地註重美國社會的陰暗面。美國一旦有什麼問題，他們就振奮起來，以便證明他們對列寧主義信仰的正確性。但是，美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全球影響力、軍事等許多方面是一個超級大國，是一個強盛的國家，表現出來的紛亂和黨派爭鬥正好反應出美國社會的活力。美國人對自己立國的根本原則和價值是非常信任的，而中國看似強大，但實際上虛弱，一個任志強就可能把中國政治牌局打翻，一個蔡霞就可能造成重大事件，中國是以壓制和控制來維持強大的外貌。
修昔底德陷阱命題的第二個誤區是把問題局限在中美之間，實際上現在美中關係的問題是中國和全世界所有國家的問題，不是美國這個帝國不滿意中國的崛起，而是中國崛起方式與所依賴的實力對全世界現存的民主與自由秩序造成很大威脅。所以修昔底德陷阱是一種非常過時的說法。
中國無論是戰略收縮或亢進都是策略性的，不是長期的，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戰鬥性的團體，每天想的都是國際社會要如何消滅自己，內部的恐慌感非常強烈，也因此導致國內的情報系統和國安系統永遠處於一種高度緊張狀態，對全世界都有一種強烈的警惕感。
問：白宮副國安顧問博明曾在演說中說，在新疆發生的事情與反恐無關，您認同這個說法嗎?
答：中國立國的基本方針就是要鎮壓一切不同意見，因為共產黨覺得自己是偉大、光榮和正確的，所以任何反對勢力對都要以各種方式去鎮壓，像新疆維吾爾人有較強的國際社會的聯繫，中共要找藉口來鎮壓，只能說是恐怖主義，這個說法也站不住腳。我還記得中國政府一個高級領導人以前把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也說成是恐怖主義分子，但達賴喇嘛是個信仰仁慈的宗教領袖，是絕對反對暴力和恐怖。即使有少數一部分人採取了法律外的恐怖行為也不代表所有維吾爾人應該被中共殘酷鎮壓。中共對維吾爾人的鎮壓首先是打擊菁英分子，例如教授、醫生、記者、編輯和學者之類的人，這些成為打擊的重點對象。所以中共最怕的根本不是極為少數的恐怖主義行為，而是維吾爾人有自己獨立的思想和信仰。這反應中共對所有有組織的宗教團體深深的敵意，包括伊斯蘭教、基督教和法輪功都是如此。
七五事件其實與反恐沒有太大關連，中國對少數民族的移民政策，強迫墮胎，對伊斯蘭教的嚴密控制，這些是導致民眾反抗情緒的重要因素。所以有反抗不代表這些人都是恐怖主義分子，極少數的一些人的手段或許是非法、傷及無辜的，但問題是中國對少數民族的全方位的歧視政策。美國當年要求中國加入反恐，中國藉此強化對維吾爾人的鎮壓，這點美國政府現在也有更清醒的認識。
問：大家很關注美國是否會認定中共在新疆的作法是種族滅絕，您認為標準是什麼？
答：首先種族滅絕有一個國際標準，有嚴格的法律界定。凡是以種族、宗教或不同社會團體而來對整個團體進行鎮壓，都可以列在種族滅絕的範圍之下，因為他採取的政策是一刀切，是全方位的，不論大人小孩或信仰層級差異，都當成鎮壓對象。我覺得這是界定種族滅絕的重要標準。至於法律界定要什麼證據，政府部門正在進行這個程序，聯合國也很多具體的規定，國務院正在進行這方面的考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