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1月31日讯】在美国司法部于1月28日宣布对华为公司、华为设备美国公司、香港星通公司以及华为首席财务官四个被告提起23项刑事起诉后，纽约东区联邦地方法院发出的起诉书也首次被曝光，其中有三点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第一点是起诉书首页在被告栏位中，至少有一到二名被告的姓名被涂黑，这与美国司法部透露的本起诉案还有其他被告（individuals，复数）尚未被逮捕相吻合。不过，姓名并没有被公示。
第二点是在起诉书第5页至第6页中提到，从或者大约从2007年7月开始，华为就不断地误导美国政府和不同的受害金融机构，即尽管它们在伊朗有业务，但却假装并没有违反美国的规定。实际上，它们违反了包括《伊朗贸易制裁规则》在内的美国出口规定。
比如，大约在2007年7月，华为创始人“Individual-1”在接受美国联邦调查局问话时，表示愿意提供更多华为的资料，但他实际上或部分错误地声称，华为没有任何违反美国出口规定的行为，华为的所为符合美国出口规定。他还称华为没有与任何伊朗公司有直接生意往来，但他相信华为曾向第三方，可能是在埃及，出售华为设备，由其转售到伊朗。
众所周知，华为创始人正是孟晚舟的父亲任正非，但起诉书却刻意不提及他的名字，而仅以“个人一”（Individual-1）代之，原因何在？这难免不将其与第一点被隐身的被告联系在一起。
而1月17日任正非在公开接受采访时曾透露，当时他本来准备和孟晚舟一同前往阿根廷出席同一个会议，但他因晚走两天而逃过一劫。其口中的“一劫”应是指与孟晚舟同样被捕的命运。如果这个推断合理，那么美国发出了针对任正非的逮捕令也不是不可能的。但不管任正非是否是隐身的被告，他向美国执法人员说谎、欺骗美国政府的事实已被美国认定，他与中共再怎么否认也无济于事。
那么，在2007年任正非被美国执法人员问话前后，华为究竟有没有与伊朗公司的业务？有没有违反美国的出口规定？
2009年伊朗曾报导，中国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伊朗当地合作伙伴组成了联营体，并与伊朗资料传输公司签署了总造价6800万美元的IP骨干网传输项目合同。消息称，该专案于2005年获得政府颁发的许可证，并于2006年开始投标，最终华为以过硬的技术和融资方案等作为唯一投标者入围。华为已成为伊朗通讯市场最主要的硬体供应商。
另据2013年1月路透社的报导，华为与香港星通公司的关系比外界此前所知的更加密切，而后者曾试图向伊朗最大的手机运营商出售遭禁运的惠普电脑设备。事实上，早在2007年，由华为母公司控股的一家管理企业就持有香港星通公司全数股份，当时孟晚舟是这家管理企业的公司秘书。2008年2月至2009年4月，孟晚舟任香港星通公司董事。而除了孟晚舟之外，还有几位香港星通公司的现任和前任董事与华为有联系，如董事或前董事Hu Mei和Wu Shuyuan。
显然，不仅孟晚舟在向伊朗出口违禁商品上撒了谎，因此被指控涉嫌银行欺诈、电汇欺诈以及共谋进行银行和电汇欺诈四项罪名，而且任正非也公然撒谎，意图撇清华为的关系。大概他们以为自己的“借壳计划”可以瞒天过海。
第三个特别有意思的是，起诉书中在提到华为创始人时，曾有这么一句：他的身份为纽约的大陪审团所知晓。纽约大陪审团怎么会知晓任正非的身份？美国政府在暗示什么？
资料显示，美国是世界少数几个实行大陪审团的国家，传统上由23人组成，决定是否对嫌疑人提前起诉。与一般意义上的陪审团不同，大陪审团只负责断定是否有足够证据立案，而不涉及被告是否有罪。其审议由起诉方检察官而不是由法官主持。大陪审团在决定是否立案的过程中没有被告律师在场，通常也不要求被告人到场，而且其审理过程对外保密，以利于证人没有顾虑地提供证词，同时保护尚未被大陪审团断定是否予以起诉的当事人的声誉。
难道任正非曾经被大陪审团问询过？这背后又有什么故事？是否涉及华为违禁出口伊朗？在笔者看来，这个伏笔或许在暗示任正非，美国政府确实掌握了某些确凿的证据。
无疑，有理有据的起诉书一方面确保美国可以引渡孟晚舟成功，另一方面也在昭告任正非和华为的命运。美国的起诉书全世界都会看到，任正非撒谎的事实也会为全球各国政府、商界人士等知晓，任的颜面就此丧失。即便他仍可以出席什么世界精英论坛、高端会议，但其不诚实的标签已印在每个人的大脑中。任的江湖生涯基本被毁。
不仅如此，任正非还必须考虑清楚的是，如果出国，一定要避开美国以及与其有引渡条约的一百多个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否则极有可能重蹈女儿的覆辙。而这也意味着任正非此后的绝大部分时间，只能呆在中国。其被中共抛弃也不是没有可能。
至于华为，在被美国排除出5G市场并对其多方限制后，西方国家也正逐渐追随美国的脚步。华为未来不仅仅是过紧日子的问题，而是面临着与中兴相同或者更惨的命运。这对中共的打击也是相当沉重的。
任正非、孟晚舟、华为走到今天这一步，明显与其助中共为虐密切相关，而他们悲催的结局也是自己主动或被动选择的结果。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