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化是神传文化，华夏文明之所以长期繁荣世代传承，主要得益于传统文化所蕴涵的崇高智慧，儒释道精神蕴涵其中，敬天顺天之传统，追求“天人合一”。
“天人感应”是中国古人对宇宙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个最根本的看法，是以“天人合一”为理论基础的。
古人认为天人可以相互感应，天象和人事变更直接对应，天是主宰人、社会命运及赋予人以吉凶祸福的存在，“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人的善恶行为能够被天所感应到，即“天之照人，与镜无异”，“为善，天地知之；为恶，天地亦知之”。天人关系本质上是神人关系。
一、“天人感应”溯源
儒释道三家宗旨无不是教人向善，按照宇宙规律去做。儒家讲“人心不仁，天心不佑”；道家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因果报应”思想更是佛家主要理论之一。
对于遭遇灾难，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的理论，都是一致的，都认为是“天人感应”，是人心不好，因果之报，改变人心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修德向善才能感动天地，消除灾难。
传统文化重视个人修养，要求凡遇事要向内找，能使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通过完善个人以达“天人合一”，乐道顺天，不忧不惧，安身立命。
古人认为天是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人应按天的意志来行动，人要与世界万物和谐相处，认为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是上天表示对人的谴责和嘉奖的兆示。
上古时的河出图，洛出书，凤鸟至，都是古人认为天下要大治的预兆，“天垂像，圣人则之。庖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易书》），指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氏顺天呈像而化育天下，开启了华夏民族本源文化的肇端。
三皇治世，五帝定伦，大道昌明，万邦协和，天降祥瑞频现。如唐尧时的“一日十瑞”：“宫中刍化为木、凤凰止于庭、神龙见于宫沼、历草生楷、宫禽五色、鸟化白神、木生莲、箑莆生厨、景星耀于天、甘露降于地”，正是“尧为仁君，一日十瑞”（《述异志》）。
夏商周时强调天命观，认为上天至公无私，赏善罚恶，报应昭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惟德动天，即惟有德之人，可以上动天心，天虽高远，德无远不到。
如《诗经．小雅．天保》中说：“永言保之，思皇多祜。”意思是天佑有德，永言庇护，恩赐福禄数不清。《诗经．大雅．皇矣》中说：“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意思是上帝威明地监察天下，掌控四方，保佑人民的安定。上天直接干预和决定着社会现象，自然界的异常现象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 起的。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描写出西周末时发生地震，及同一时期发生的日蚀等多种其它反常的自然现象，解释为朝廷“不用其良”（没有任用贤能）、坏人专 权等失政行为的结果，是对时王和权臣敲响警钟。
《尚书．洪范》对天人感应进行*性整理，并形成了“天人感应”的概念，明确指出“感应”的方式是“天”监察人的行为，然后通过一系列自然现象来表达自己的意志，与人事行为是否端正直接感应。
《吕氏春秋．明理》则分门别类地把灾异分为风雨、寒暑、阴阳、四时、人、禽兽、草木、五谷、云、日月、星气等许多方面，每个感应之中又区分出许多种复杂情况。春秋时盛行的占星术，可依据天体的运行推测人事的吉 凶祸福。
二、“天人感应”学说及相关论述
孔子作《春秋》言灾异述天道。《春秋》为儒家《五经》之一，被后人称为“礼义之大宗”。《春秋》按年记载了春秋时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六年间的历史大事，涉及多国。内容包括天文气象、政治经济、社会生产与生活等诸方面，是当时有准确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始记录。
其中记载了“日蚀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二、彗星见三、星陨如雨一、火灾十四，以及五石陨坠、六鹢退飞、多麋、 有蜮、鹆来巢、昼暝晦、大雨雹、雨木冰、李梅冬实、七月霜、八月杀菽之类。”（《廿二史札记》）
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不重在事和文，惟独重在义。时值社会剧变，礼崩乐坏，孔子认为上天会根据人的行为善恶邪正下应于人，即以灾异来谴告人，使人反省改过。孔子作《春秋》的要义是化导世人以接近圣贤之人。
孔子说：“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认为灾异是由于人事行为不正引起的，劝国君“正刑与德，以事上天。”如鲁宣公时发生蝝害，蝝即未生翅的幼蝗，《春 秋》明言宣公因“变古易常”天应之而有灾，宣公于此天灾后，能及时反省改过，恢复了古制，因而避免了更大灾害，保住了庄稼收成，故孔子深为宣公侥幸而书 之。
再如鲁桓公时一次旱灾，“旱者，政教不施之应”，桓公不纳谏，“去国远狩，大城祝丘”，故致此旱。孟子认为《春秋》于乱世以救世，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汉书．五行志》说：“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干》《坤》之阴阳，法《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灿然着矣。”
墨子说：“天之志者，义之经也”，倡导“尊天顺天”，符合天道，顺应自然。认为人君须要时时刻刻注意自然变异，检查自己的德行，看一看有哪些地方违背了天意，及时改过，争取挽回天意。
墨子说：“夫既尚同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则天灾将犹未止也。故当若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熟，六畜不遂，疾 灾戾疫，飘风苦雨，存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下之人之不尚同于天者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当人们与天子的意志统一，但天子与上天的意志未统一时，天灾还会发生。违反天意的人，必将受到上天的惩罚，即所谓“天谴”。
墨子还说：“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认为天意在“爱民保民”。墨子的相关论述记录在《墨子》在一书中。
西汉时董仲舒集前代天人感应说之大成，着有《春秋繁露》等，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主要阐释儒家经典《春秋》之书，故书名为“繁露”，并以天人感应为核心，阐述“王道及三纲五常来源于天”的伦理。
董仲舒认为，天人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人君若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以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加以鼓励。
他向汉武帝进言说：“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之灾异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恐惧，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他指出像日月蚀、地震、山崩、水溢之类等灾异的发生不能只看其表象，都有其内在根源。
董仲舒关于“王”字做了如下解释：“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之？”（《王者通三》）
他还说道：“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博爱而亡私，布德施仁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认为天是至善的化身，天以慈悲为怀，生养万物，包覆一切，对万物一视同仁，以日月风雨、阴阳寒暑养育万物，生生不息，这都在体现天意。
而圣人之道正是法天的博爱无私而建立，布德施仁，设谊立礼均属对人类一视同仁的表现。天的一切活动皆是善的体现，而人之仁德取法于天。
董仲舒对传统祭天祭神方式加以提倡，他认为祭祀并非礼仪程序，而是直接通乎神明。他说道：“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提出君主应率民事 天；他认为天意至仁，君主必须效法天，实行仁政。
他说：“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指出王正，则风调雨 顺；反之，则天灾人祸并至。
董仲舒继承了孔子、孟子的义利观，提出“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的主张，强调道义之上，道德规范是“天”为“保民” 而赐予人间的，人要顺天不能逆天，要接受圣人的教化而为善，坚决阻止“奸邪并出”。
人的一切言行都在天的关注之下，动机不善就可以惩罚，不必等到酿成事 实，并相信任何异象都有所昭示。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说：“天与人相通，就好像形与影、气的关系，做好事的人，天报以福；做坏事的人，天报以祸。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很自然的道理。因此讲推天道以明人事。人君当像天行动，人君至诚的心能感动皇天，使阴阳变易；如果人君逆阴阳，背 天心则会有灾异发生，这是*对人君的告诫”。
宋明理学对天人关系的阐释，认为“天”、“天理”是至上、永恒的，做人要遵循伦理原则── “纲常”。
宋代张载在《西铭》中写道：“干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是说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
宋代程颢和明代王阳明等理学家，皆明确提出了“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是说天地万物本为一体，而“仁”一以贯之。认为“天人”是个整体，他们之间存在着联系和对应关系，天象的变化会带动人类社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天人感应，对应关系，因果关系，如影随形。
三、史料中记载的“天人感应”实例
对于灾异，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朝廷专门有钦天监这样的机构来监测天象、地震等，有关人员要收集相关情报，提出建议上报皇帝。一旦出现灾情，皇帝要发表“罪己诏”，反省自己是否失德，要避殿、减膳、罪己、求言等，以补过失；地方官要去忏悔，分析发生灾害与人心的因果关系。
史料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如遭遇干旱时，地方官在那几天都在忏悔，然后祈祷天，这时就会下雨；灾害发生时，皇帝下罪己诏，然后去天坛祭天，灾害就会排除。
如《商史》记载：商朝的开国君主成汤即位后，天不下雨闹大旱七年之久，成汤于是来到桑林之野诚恳地向上天祈祷，他以六件事自责道：“是因为我的政令无度；或是我使得臣民有违职责；或是我的宫廷生活奢侈腐化；或是我任由后宫弄权乱政；或是我吏治不严使贿赂盛行；或是我听信谗言以使小人得势？”话还没有说完，方圆数千里便下起了大雨。这就是历史上的“汤祷桑林”。
商汤祷雨的事例，是古代国家政治生活的真实写照。更为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古*明帝君注重修身和善于纳谏、勇于自责的精神，故儒家将其列为“圣德芳规”，成为古代官场的一种道德精神，亦称之为“官德”。
《韩诗外传》记载：春秋时期，宋国有一次遇到了大水 之灾，鲁国派使者前往慰问。宋国国君回应说：“寡人不仁，因为斋戒不够诚实，徭役扰乱了百姓的生活，所以上天降下此灾，又给贵国国君增加了忧虑，以致劳烦 先生前来。”
孔子说：“看来，宋国大概会很有希望的。”学生们问为什么，孔子说：“当初桀、纣有过错却不承认，很快就灭亡了。商汤、周文王知道承认自己的过错，很快就兴盛起来了。过而能改，君子之道，善莫大焉。”宋国后来果然成为国富民强的国家。
《汉书》记载：汉元帝时，京城长安一带发生日食、地震等灾变，元帝深感震惊和忧虑，于是向群臣问以政治上的得失。
担任给事中的匡衡按照儒家经典予以了答对，他说：“自君王以至黎庶，皆要敬天崇善。君 王要行仁政，做善事，为百姓祈福。应减宫室之度，修内外，近忠正，远奸邪。公卿大夫要循礼恭让、好仁乐施、重义轻利，作民众的表率。然后再在百姓中推广道德文化，弘扬仁和之风。上行而下效，这样国家可以兴旺，百姓可以安居乐业。”
匡衡提出的改良措施，得到了元帝、大臣们和百姓们的拥护和赞赏，实施后果然社 会风气好转，灾异不兴，国泰民安。
《明史》记载：明朝正德九年，黄廷宣出任太仓（现在的江苏）知州时，吴中那里大旱已经几年了，千里荒田，百姓遭受大饥荒。
黄廷宣立即开仓赈灾，奏请朝廷减免税赋，罢黜贪官，任用贤人，实行善政。他诚心诚意地在露天向上天祈祷，结果风雨立至，上天降甘霖于太仓全境，而其它的州县却依然大旱不止。人们都说这是黄廷宣推行德政、爱民惠民，上天给予的甘霖之报。
《清史稿》记载的“天象示警，诏下而雨”的事例：清代嘉庆帝即位后，下诏求言，各级*纷纷给朝廷建言献策。洪亮吉任职上书房，写下一份长达千言的奏折，直言朝政之弊端，言辞激切，触怒嘉庆，下狱并定死罪，随后嘉庆后悔，又下旨改为流放伊犁。
洪亮吉被流放伊犁后，这年四月，北方大旱，地方官们祈雨，不下；嘉庆祈雨，不下；设粥场赈济饥民，不下；下令赦免人犯，还是不下。嘉庆忧心忡忡，感觉自己办错了事，想到可能是冤枉洪亮吉，激怒了上天，于是决定下诏为洪亮吉平反。
他在诏书中公开自责处罚上书言事*，并说：“洪亮吉所论实足启沃朕心，故铭诸座右，时常观览。”承认给洪亮吉所加罪名“取巧营私之咎，皆属子虚乌有”。为了表示虔诚，他决定把 平反的诏书亲自抄写一遍，最后两个字是“钦此”，当他写完最后一笔的时候，一道闪电划破长空，紧接着雷声大作，大雨从天而降！
嘉庆感叹道：“天鉴捷于呼吸，实可感畏。”
天垂异象示吉凶，古人非常重视观察天文、天象。如周代大夫尹喜仰观乾象，见东方有紫气相连，祥瑞氤氲，知有圣人当度关而西，乃请任函谷关令，果见老子出关，于是拜其为师而得度。
历史上许多先知、先觉和高人都能通过观察天象，预知世间大事的发生和朝代的变迁，如三国时诸葛亮的《马前课》，唐代李淳风和袁天罡的《*》，宋代邵雍的《梅花诗》，明代刘伯温的《烧饼歌》等，其创作之严谨、思维之缜密、应验之神奇，令人惊叹，警示后人，明智之士当选择以趋吉避凶。
翻开人类历史，天灾几乎从未曾断绝过，史料同时也记载了许多行善者身上发生的瘟疫不侵、水火风雷不殃的事例，充分证实了重德向善最能够得到上天的眷顾与保护，纵使是在危难关头，他们也能够化险为夷，因为“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中国人自古以来相信和遵守天人合一，敬天信神，相信天人感应，相信*的真理，注重提升道德。传统文化形成的天地人大一统大和谐的思想文化体系，给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生命力和内在的凝聚力，经过漫长历史走到了今天。@
作者 : 静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