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伟恢弘的巴洛克艺术，主宰了欧洲文明百年之久，一种轻快柔美的艺术风格——洛可可悄然兴起。欧洲的时尚趣味正发生着从至刚到至柔的逆转，曾经奢华厚重的中国风装饰，在日臻成熟的同时，又将演绎怎样的美丽传奇？
18世纪初，在欧洲政治与文化中心的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的逝去，带走了一个宏大叙事的艺术时代。一种轻松浮华的气氛，在路易十五执政时期蔓延开来，庄重华贵的典范让位于精致甜美的极致追求。富有而高雅的法国宫廷，恰恰拥有滋养这种艺术形态的财力与智慧。
洛可可（Rococo），一个从音节上都在传递繁复优雅意味的名词，便是取代巴洛克，主导欧洲文明风尚的艺术风格。它产生之时，正是中华文明风靡欧洲的黄金期，从贵族到平民，无不仰慕中国文化、热衷中国风设计。当艺术风格发生转变，中国风作为外来的文化时尚，似乎很容易找到适应洛可可趣味的路径，并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
华丽迷人洛可可
洛可可一词源于法语“rocaille”，含义是“贝壳及形似贝壳的装饰物”，多呈现S或C形的漩涡曲线、极富变化的不对称构图、细密繁复的装饰等特征。如果说，庄严、富丽、辉煌属于巴洛克的特质，那么纤巧、优雅、繁缛一定是洛可可的代名词。
与巴洛克艺术相似，洛可可的繁荣也源于某位宫廷人士的大力倡导。只不过，它虽然被称作“路易十五风格”，但实际的主导者却是一位女子——庞巴杜夫人。这位美丽而极具艺术鉴赏力的贵妇，在自己的居所中，布置了精美昂贵的装饰物，和文化名流交往，扶持并优待艺术家。她不仅成为法国沙龙文化圈的佼佼者，也让新兴的洛可可艺术更具女性的阴柔之美。
为讨国王欢心，庞巴杜夫人还把目光投向美丽的中国艺术，倡导建立塞夫勒（Sèvres）瓷厂。她精心甄选中国风格的纹样与配色，亲自督促瓷器的生产，创造独特的风格。塞夫勒瓷厂绘制的图案被称作“庞巴杜纹饰”，采用的粉红色调被尊为“庞巴杜玫瑰红”，这种独具柔美特质的瓷器，很快成为欧洲书桌上的流行饰物。庞巴杜夫人，以女性纤细温柔的心思，左右着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艺术走向。
以法国为中心，洛可可艺术在由贵族和市民精英构成的上流社会中迅速流行。从室内装饰领域，扩展至绘画、工艺品、园林建筑，刚硬平直的设计让位于更具天然形态的曲线美，欧洲艺术达到无以附加的华丽程度，每个角落都弥漫着奢侈愉悦的氛围。
新世纪的中国印象
持续扩大的贸易规模、公开的传教士书信，以及西方学者对中华文化的推广，新世纪的欧洲人对中国有了较巴洛克时代更为清晰的认识。中国形象不再神秘、朦胧，却依然美好而繁华。东方世界鲜花盛开，人们使用华美的器具，过着闲适平和的生活，成为欧洲人心中世外桃源一般的理想国度。
再看看越洋而来的中国艺术品，以及上面绮丽多姿的图案，简直令欧洲贵族们目眩神迷。在这个刚刚走过古典凝重的年代，东方设计的奇幻莫测与中华风韵的奢华靡丽，恰到好处地诠释了洛可可灵动活泼的创造精神，亦是追求享乐的洛可可寻找的归宿。
曾有人评论洛可可艺术：“各种风格皆可，只要不是乏味的风格。”中国风非但不乏味，并且是最绚丽、最豪华、最有趣的一种。它不仅为洛可可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和飘逸优美的异域色彩，也因为洛可可而增添一抹逸乐幽默的意味 。
中国风在欧洲是如此盛行，似乎要把欧洲变成第二个中国，但它本质上仍是欧洲人的艺术。距离的遥远与文化的差异，让欧洲人只能从器物或者旅行者的记载中构建一个想像中的中国。他们很难或真正接触到中华文化的精髓，因而他们的中国风设计仅仅学其形而未能得其神。
因而，绸缎纺织品能采用中式传统的纹样、配色与构图，但织造技术甚至是丝线的加捻方式却是西方的技法；王室园林内的中国塔建筑，尽管有宝塔顶与曲线形的飞檐，也绝不是斗拱与梁架的内部构造。但这并不会阻止洛可可时代的中国风营造令人着迷的异国风情，继续为欧洲艺术带来新的文明成就。
洛可可式中国风的奠基人：华托
18世纪的中国风，最初在绘画领域展露头角。备受王室优待的画家们，亦是狂热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家，他们最先嗅到时尚转型的气息，用手中妙笔描绘出更为清新秀美的中国风景。
在可考的画作中，洛可可式中国风最早出自法国的安东尼·华托（Jean-Antoine Watteau）之手。他是本时期最具影响力的画家，尤善营造清妙、细腻、优雅的格调，并在他为数不多的中国风作品中，奠定了中国风设计的基调和模式。 华托绘制的中国人物风姿绰约，花鸟元素已具国画韵味，因而他笔下的中国更有一种梦幻般精致浪漫的气质。
早年他牛刀小试，创作了《中国皇帝》《中国神灵》两幅装饰画，形象颇为古怪。1719年，他便为米埃特堡（Muette）的国王陈列室创作《中国和鞑靼的人物画》（Figures Chinoiseset Tartares）系列壁画，人物涉及神明、帝王、僧侣、音乐家等，开始从装饰画向人物艺术画方向转变，并全面地展示中式场景。由于该城堡于18世纪中期被毁，那些珍贵的壁画仅存一批翻制的版画。
其中有一幅《中国花园》，描绘贵族夫妻与孩童在花园玩乐的场景。这一家三口穿着中式的交领衣，母亲手摇扇子，姿态曼妙，父亲安闲地休憩，头戴尖尖的斗笠。画中人物的衣饰都有东方特色，所处的花园却仿佛一片田园风光，不见中国园林的意境。然而画面传达的优游自在的生活情致，投射出18世纪欧洲人的东方幻想。
华托还有一幅著名的中国风作品《中国女神纪某绍》（Idole de la Deesse Ki Mao sao），作品名称源于画作底部作者的手迹，类似于中国画的题跋。画面采用经典的“跪拜图式”，东方女神左手擎伞，右手拿着菠萝装饰的手杖，坐在树根雕饰的台子上，接受两位男子的匍匐跪拜。一男子留着长须，另一位带着尖尖的高帽。人物造型带着略显怪异的东方特征，女神则面带巴黎贵妇般的优雅，毫无巴洛克式的庄重沉稳。作者正是通过富有创造性的天赋，表现了一个奇幻而风趣的东方神界。
此画一经面世，便被其他艺术家借用。18世纪中期，英国的鲍（Bow）瓷器厂将平面图画改造成立体的彩瓷；克里斯托弗·于埃（Christophe Huet）在尚蒂伊城堡的“大猴子室”内， 创作一幅戏仿之作，只是将女神变成波斯女子，跪拜者改为两只猴子。
田园诗般的人物风俗画：布歇
在华托众多的追随者中，弗朗索瓦·布歇（François Boucher）逐渐探索出独特的风格，将洛可可风格发挥到极致。他既是法兰西学院的院长、路易十五的首席画家，还是戈贝林皇家作坊的艺术总监。多重身份让他长期为王室服务，其作品也更直接地反映了法国的宫廷艺术以及中国艺术品的风靡。
布歇早期的中国风设计作品，着意于忠实再现包涵中国元素的欧洲生活，表现出对中国热的关注。18世纪30年代以后，他创作了两幅油画。1739年的《早晨的喝咖啡时间》（Le Dejeuner），描绘一家人进餐的场景，精细地刻画壁炉两侧的器具和饰物，特别是左侧的一尊弥勒佛像；而1742年的《化妆》（La toilette），展示闺阁内俏丽雅致的装饰风格，一座花鸟屏风成为室内的最大亮点，衬托出贵族女性的审美品味。
而当他投入壁毯的设计，一个灵巧自然、风趣享乐的东方世界从此诞生。18世纪40年代，法国的博韦织毯场再次创作中国题材的挂毯。布歇的9幅大型作品正是其设计图稿，主题分别是“中国皇帝上朝”“中国皇帝宴请”“中国茶饮”“中国狩猎”“中国市集”“中国舞蹈”“中国渔情”“中国婚礼”“中国花园”等。从题目便可获知，二期壁毯不仅有和一期相似的帝王生活场景，并且增添了贵族、市民等风土人情的表现。
即使是相同的主题，二期壁毯也有着迥异于巴洛克的艺术风格。以“中国皇帝上朝”为例，布歇不再刻意营造宫廷的神圣感。中心的皇帝表情木讷，臣子怪异的发髻、东倒西歪的跪姿， 丝毫没有对皇权的敬畏 。议政的朝堂似乎被安置在喧嚷拥挤的街市，有人把脑袋探出窗外观看，有人躲在地摊后面窃窃私语。原本端凝肃穆的帝王图，在洛可可画家中，生生变成一幅轻快滑稽的风俗画。
那展示民风民俗的作品，更是反映出洛可可艺术歌舞升平的精神世界。《中国渔情》描绘了水乡捕鱼的旖旎风光，画面的左下角，老渔夫与孩童表现出“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情怀，身边斜倚的东方女子更具纤柔静美的姿态。所有人都生活在休闲安适的环境中，捕鱼不是为生计而劳作，却是消遣光阴的娱乐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