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欧洲视野下的中国风景

相隔万里却遥遥相望，风情迥异又脉脉相吸。东方与西方，人类文明演绎出的两个世界，千百年来总是发生着丝丝缕缕的联系。而东方的古代中国，在历史上曾经作为万国来朝的世界中心，一直是让人神往甚至狂热的国度。

在古老的欧洲人心中，遥远的东方有一座神州大陆、中心之国。它富足、祥和，拥有人类语言所能描绘的一切美好的特质。沙漠、崇山、远洋，阻挡不了先驱者的脚步，从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到教士、航海家的冒险之旅，东方世界的商品与传说一路西行，为欧洲文明注入璀璨的光辉，更变成王室贵族至市井细民争相追逐的国际风尚。

这是欧洲17至18世纪掀起的一股文化旋风。历经光阴流转，它于19世纪逐渐淡去，却化作西方艺术设计领域的学术名词——“中国风”（Chinoiserie）而永恒存在。

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第一次文化记忆是“丝”。早在希腊时代，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历史》中便记录了丝绸。那时流传着一个传说，东方世界有一个产丝的地方，希腊人根据“丝”或“绮”的发音，称那里为“赛里斯”（Seres）。

两千多年前，并立于亚欧大陆两端的汉朝与古罗马，分别代表着东西方的早期文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汉朝时通过丝绸之路，将精美的丝绸出口到罗马，成为当时贵族最贵重典雅的时装。西方先民终于知晓，那个赛里斯就在汉朝。

就在他们惊艳于丝绸薄如蝉翼、轻若烟雾的品质时，骆驼上的商贸队也隐约带来了神秘传说，激起欧洲人对丝绸与中国的无限幻想。古罗马学者普林尼的《自然史》浪漫地认为，丝绸是赛里斯人从森林中的羊毛树上采下纤细的羊毛，以特殊方法纺织而成。

而另一位马尔塞林在《事业》中把赛里斯描述为富庶、繁荣的世外桃源：赛里斯国气候温和，有益健康，城市大而富饶，人们生活在“最大的安宁”中，并与世隔绝。 公元3、4世纪，罗马帝国受到北方异族的侵扰，盛极而衰，赛里斯国成了欧洲人向往并赞美的完美世界。

人神共存的时代，人类总把最好的物品敬献给神灵，正如远古的欧洲人为奉祀的神披上了丝绸纱衣。在今天，无论是帕德嫩神庙的女神像，还是那不勒斯博物馆里酒神女祭司的画像，我们看到的这些艺术珍品，皆身着丝绸服饰，轻柔飘逸、风度翩翩的仪态，传达着古代西方对中国最初的憧憬与认知。

游记里的大汗之国

公元7、8世纪，丝绸之路的消亡阻绝了东西方的交流，至13世纪才出现转机。成吉思汗的子孙、蒙古的大汗化身中土的帝王，在东方创立新的大一统王朝——元朝。元帝带着黄金家族的圣光，继续执鞭策马，将中国打造成跨越亚欧大陆的超级大国，也使得东西方的交流再次兴盛。

商旅们怀着震惊与仰慕之情，上演着一幕幕东游记。他们用华丽而夸张的辞藻，记录下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将那个虚幻飘渺的塞里斯，构筑成更为璀璨辉煌的“契丹”（Cathay）。第一个真正在中国生活并留下文字的，正是来自意大利的商人马可‧波罗。

沿着丝绸之路，波罗家族走进中原，并于1275年觐见元世祖忽必烈，并为元朝宫廷服务17年。期间，年轻的马可‧波罗是勤劳的行者，足迹遍及元朝的大江南北，见识了一个比家乡还要广袤、繁华、庄美千百倍的帝国。回国后，他因热那亚城邦战争被俘，却在狱中口述，经他人记录，完成一部风靡多年的《马可‧波罗游记》。

这本书让中国第一次走进欧洲人的视野。在马可‧波罗的笔下，契丹国的城市商业发达，百姓生活富足， 堪称人间天堂。他对前朝都城——杭州，更是不遗余力地赞美。那里有黄金和彩绘装饰的宫殿，画舫云集、拱桥密布的河湖，还有遍身罗绮、乐而忘忧的百姓，不仅是“世界上最繁荣最有钱的城市”，更是一座“天城”。

或许这部游记细细描述的景象，大大超出欧洲人的认知，始终被视作虚构文学。马可‧波罗之后，传教士鄂多立克的游记、虚构的《约翰‧曼德维尔爵士游记》，更在欧洲人的脑海中勾勒出一个富甲天下的东方大国。这些梦幻般的文字，唤起他们对未知世界的求知与渴望。

中国商品引发的艺术时尚

15世纪，欧洲人创造了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葡萄牙的探险家达伽马于1497年扬帆起航，第一次到达印度，开辟东方航线。之后，葡萄牙的船队在中国南部的海面上逡巡徘徊。留存于记忆中的赛里斯和契丹，即将显露真容 。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实行海禁的明王朝，葡萄牙人几番努力也只能在广州、澳门等有限的港口城市进行贸易，但这并不妨碍中国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香料、生丝、瓷器、家具、茶叶，这些在中国司空见惯的商品，却是西方人眼中极具异域风采的奇珍异宝。

葡萄牙人因此攫取丰厚利润，其它各国也随之加入这场寻找东方神州的探险游戏。这是一场令整个欧洲为之沉醉的贸易狂欢。伴随着印度洋的季风，千帆竞发，来自荷兰、英国、法国等国的一队队商船驶向东方，踏上梦寐以求的神奇国土，进行季节性大采购，最后满载而归。

在17至18世纪，航海贸易的黄金时代，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有缘目睹那些富有艺术价值的中国产品。精妙的工艺，奇异的造型，迅速改变着他们的审美趣味与生活风尚。特别是物品上栩栩如生的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风景、人物、神话、风俗等图画，更成为欧洲人实实在在感知中国的文化缩影。

东方贸易引发的这场中国时尚，不再是基于文字的模糊想像，深埋在西方文化基因的“中国情结”终于有了物化的落脚点。有学者说：“我们每天吃饭的青花瓷碗提供了中国风景的最初一幕。”欧洲人更以模仿中国为荣，贵族们逐渐养成饮茶的休闲习俗，手工匠人们开始探索瓷器的制作秘诀；在绘画、器具、建筑、园林等艺术设计领域，中国元素更是层出不穷，融入西方生活的每个角落。

使臣和传教士的汉学热

毕竟，一匹绸缎的色泽，一枚瓷碗的花纹，一片茶叶的味道，所能传达的文化信息是片面而浅显的，人们还需要更系统、更真实的描述认识中国全貌。

大航海时代带来的贸易热潮，也促使更多的外交使团、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有着渊博深厚的学识和修养，对中华底蕴也有着比马可波罗时代更为深刻的感受。

1517年，葡萄牙国王派出了使臣皮雷士前往东方。这位历史上第一个拜访中国的使臣非但没能觐见明帝，反而被关进广东的监狱。大明朝严谨的司法制度却给这位特殊的囚徒留下良好的印象，因而，他以敬佩的心情把亲身经历写成书信，偷偷寄出中国监狱，送到海外。

约60年后，西班牙的使臣达拉较为幸运，在福建盘桓两个多月。他购买了百余种中国图书，并请人翻译，作为他考察中国的可靠资料。返回欧洲后，他便撰写回忆录《中国札记》，并在书中首先确证，中国即契丹，亦即大明。在这部回忆录的基础上，从未到过中国的修道士门多萨遍览群书，完成欧洲第一部系统介绍中国全景的文化巨著。

在中国艰难宣教的传教士们，为了更好地融入中国贵族与士人的生活，努力学习汉语和礼节习俗，意外成为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1583年，耶稣会士利玛窦踏上中土，很快获得明朝官员的尊敬，获准长期居留，直至客死他乡。多年的中国生活以及中华典籍的阅读积累，让他得以近距离地接触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并为之赞叹不已。他更认为，中国的伟大是举世无双的，柏拉图《理想国》里叙述的理想早已在中国付诸实践。

利玛窦身后留下一部手稿《利玛窦中国札记》，展示了一个地大物博、文明繁盛的中国，成为当时介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而他的传教经验，也引起欧洲关于如何在中国传教的“礼仪之争”。传教士们纷纷撰文著书，翻译中国经典，努力把自己对中国的见解告诉欧洲人。如此，更为深层的中华传统文化大规模输入欧洲，西方“汉学”就此兴起。

至此，欧洲人以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视角观察中国，认识到在海平线之外，一个富裕、祥和的中国竟如此传奇迷人。 这个发现让他们欣喜、陶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种叫“中国风”的艺术风格即将华丽登场，在欧洲各地绽放出中西合璧的瑰姿。

作者：柳笛

转自：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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