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当一些知识分子纷纷从香港北上去迎接 “新中国的诞生”时，钱穆迁往香港。
在他看来，中共得天下，就意味着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断，他在英国属地香港，创建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新亚书院，以发扬中国文化为最高教育宗旨。
钱穆预言：“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趣，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
（接上文）
历史验证了钱穆对中共的预言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共搞“统战”，派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及其侄子钱伟长劝钱穆回大陆。
钱穆给老师吕思勉的回信中写道：“回来虽无刀斧之刑，但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是学生万万做不到的；我在香港看见冯友兰、朱光潜这两位教授，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当中检讨，要我像他们这样做检讨办不到，等于是行尸走肉，丧失了人的尊严，我完全做不到。”
在钱穆看来，中共得天下，就意味着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断，所以钱穆表示：“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也很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1957年，钱穆发表《历史真理与杀人事业》，文中说：“毛泽东清算了中国历史和中国人，难道中国历史和中国人便不会清算毛泽东？……好杀人、敢杀人、多杀人，绝非历史真理。若果杀人成为历史真理，世界将不会有人类，人类将不会有历史……用客观统计方法来检查已往的历史，好杀人、敢杀人和多杀人的，中国已往如黄巢与李闯，现代世界如斯大林，其他不必多举，试问有哪几位多杀人的人物，在他身前身后没有受真理清算过？”
1969年，钱穆赴金门对军官发表演讲，他预言：“此刻在中国蔓延猖獗的共产主义，……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大陆政权正如一块大石头，在很高的山上滚下，愈接近崩溃的时候，其力量愈大……三面红旗多恐怖，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我们大陆同胞正是受尽苦难，然而最后总会苦尽甘来的。”
1986年，钱穆依然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因为这国号代表“从此以下，中国不由中国人自己领导，需改由非中国人如马恩列史来领导”。
直至晚年他双目失明，由夫人协助撰写的《晚学盲言》中，钱穆仍念念不忘批判马克思邪说。
时局困顿 “未曾降志辱身”
在“崇尚西学”、排斥诋毁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中，钱穆为传统文化辩护，提出中国传统政治绝非专制，所以他为各种激进势力所不容，共产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都视他为“封建余孽”。
但大智不群的钱穆逆流而上，“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方向，他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即使时局困顿，也“未曾降志辱身”。
香港中文大学前任校长金耀基说：“宾四先生的一生，承担是沉重的，在文化倾圮、国魂飘失的历史时刻，他写书著文有一股对抗时流的大力量在心中鼓动。他真有一份为往圣继绝学的气魄。”
钱穆志在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他曾以王安石、司马光为例，阐述弘“道”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应该有最高的人生理想，应该能负起民族国家最大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修养上，应能有一副宗教精神。”钱穆还说：“大陆之失，我辈知识分子应负绝大责任。”
在钱穆看来，近百年来西学东渐的文化思潮与激烈的革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接受了西方的权利观念，没有接受他们的宗教精神，只讲个人权利，不讲仁爱与牺牲。”他呼吁年轻人，不要老想着“成功”，不要混淆理想与欲望。
蒋介石当年对钱穆非常赏识，但钱穆并没有成为御用学者。他们之间每次会面都有谈话记录，随着档案的公开，从记录看，钱穆从未向蒋介石索要过什么，更未曾谄事过蒋介石。
那些没有离开大陆的朋友们
钱穆离开之前，曾到岭南大学拜访陈寅恪，邀请他到香港任教，陈寅恪拒绝了；之后他又去邀请熊十力，熊十力也无意离开；钱穆给远在重庆的梁漱溟写信，没有得到回复，他还到中山大学找杨树达，杨树达也无意离开。
文革后，陈寅恪被称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革命者”赶走他的助手、护士，停发冻结他的工资与存款，陈寅恪一生积攒的书籍字画全部被查封，手稿被抢走。“革命者”把几个大高音喇叭放到他家窗前屋后，用怒吼的批判恐吓污蔑他。双目失明、患严重心脏病的陈寅恪在惊恐不安中度日如年。1969年黄历新年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一个四面透风的平房里。极度衰弱陈寅恪当时已不能进食。5月5日下午，命若游丝的陈寅恪再次被“革命者”批斗，要求他口头交代罪状，直至口不能言。五个月后，79岁的陈寅恪凄惨离世。
“文革”爆发，熊十力屡遭抄家、批斗，其著作被当作“反动复古主义”而遭批判，熊十力不停地写书，写了毁，毁了写，精神无法承受，甚至绝食减食以求速死，渐渐至精神错乱。他常穿着一件褪色布长衫，腰间胡乱扎一麻绳，独自一人在街上、公园里跌跌撞撞，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
梁漱溟1949年以后成为全国政协委员，薪水不菲，主要“工作”是思过、检讨其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接受思想改造。“文革”中，祖传三代的画轴书册全被焚毁，梁漱溟被红卫兵要求扫大街、扫厕所，每日接受“群众监督管制”。
钱基博，1959年“拔白旗”运动中，著作手稿被大量焚毁，最终郁郁而亡。钱基博的儿子钱钟书在清华只教了一年书，后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参与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文革”时，钱钟书夫妇被下放“五七干校”，其女婿被逼含冤自杀。
1949年10月，曾被蒋介石器重的冯友兰向毛泽东表态：“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后来“尊孔”的冯友兰改变立场“批孔”，获毛泽东赏识，每次被毛泽东接见后，冯友兰都会感激涕零地献诗。冯友兰晚年承认，他在“文革”中的一些思想，“不是立其诚，而是哗众取宠了”。
早就预见中共的“1984”即将到来的陈梦家， 1966年8月被红卫兵揪斗，戴上“流氓诗人”的高帽子，后悬梁自尽。
钱穆亲侄钱伟长，1958年在清华大学被定为“极右分子”，后被强制劳动改造。
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文革”中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
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墓穴毁于文革。
“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
1967年，钱穆定居台北，为表达对钱穆之敬重，蒋介石会见钱穆时，特地改穿长袍。蒋介石父子对钱穆都礼遇有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