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解密 中共篡政后迁往香港的国学大...

中共篡政后迁往香港的国学大师钱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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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时任新亚学院院长的钱穆。(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1949年,当一些知识分子纷纷从香港北上去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时,钱穆迁往香港。

在他看来,中共得天下,就意味着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断,他在英国属地香港,创建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新亚书院,以发扬中国文化为最高教育宗旨。

钱穆预言:“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趣,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

钱穆位于无锡七房桥的故居旧址。(图片来源:贾梦龙/维基百科)

靠自学 从乡村教师到进入北大授课

钱穆,原名恩鑅,字宾四,清光绪廿一年(1895年7月30日)生于江苏无锡的七房桥。他7岁入私塾读书,1911年因辛亥革命,中学学校停办,他辍学后自学。18岁后,钱穆当了十年小学教师, 1922年以后,他又当了八年中学教师。

一直自学苦修的钱穆,致力于史学研究,1930年,因《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两篇著作,使学界人士对其推崇备至。后由顾颉刚推荐,钱穆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讲授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

居北平八年,钱穆先后授课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名校。

在燕大,钱穆见陈寅恪穿长袍,遂改穿长袍,一直坚持到老。当时北大名师云集,戴金属细边眼镜的钱穆,被学生评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学生中有“北胡南钱”之说,胡即指胡适,他俩都因以演讲的方式授课而闻名。

一次,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宴请教师,钱穆直言,入燕大校门即见M楼、S楼,既然在中国,就该起中国名字。校务会采纳了钱穆的建议,后将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楼贝公改名办公楼,其它建筑也都赋以中国名称。校有一湖,因一时无名,就根据钱穆的提议取名“未名湖”。

未名湖(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抗日战争爆发后,钱穆随北大南撤到云南蒙自,期间他与诗人、考古学家陈梦家往来密切。陈梦家劝钱穆写一本中国通史的教科书,后来在陈梦家的启发下,钱穆一反此前中国通史的西方化叙事倾向,写出《国史大纲》,它饱含强烈的道德意识与爱国热情,展现出“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很快风行全国,成为各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

而民族危亡之时,西学东渐,很多青年受中共革命文化的影响,当时阅读的多是“左倾进步书籍”,以民族虚无主义为时尚,蔑视和贬低中国传统文化,称之为“腐朽没落”。

钱穆二儿子钱行说,“1949年以前,好像真没读过父亲的什么书。那时我读高中时,父亲有次回来,见到三弟(钱逊)那里有从苏联大使馆要来的《列宁选集》,曾经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教育一番。但是当时也不怎样接受……其实那时候的青年学生,和后来的红卫兵运动也差不多,很狂热的。”

钱穆劝儿子看《曾国藩家书》,不要看那些“马列的书”,不要上当、相信那些东西。但后来儿子们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接触,都参加了学生运动,自认为“进步、革命”,逐渐远离了父亲。

钱穆在学生时代,也曾参加过学潮,但在北平、西南执教期间,钱穆不支持学运,因为中共宣传马克思主义,鼓动阶级斗争与唯物史观,与他的传统理念相悖。钱穆后来离开了西南联大,也与当时校园激进的左倾思想有关,“闻一多公开在报纸骂余为冥顽不灵。……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

预感在赤色中国难有容身之地

“以中华文化民族意识为论旨”的《国史大纲》,受到蒋介石的赏识。1942年,蒋介石约见钱穆,钱穆拒绝了,次年,蒋介石再度约见钱穆。提倡宋明理学的蒋介石,与钱穆思想非常相合。后来,钱穆再次受蒋介石的邀请,与冯友兰一起去重庆,为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讲演。期间,为钱穆安排的每餐饭蒋介石都要亲自去看,亲口品尝是否合口。蒋介石还请钱穆负责《宋元明清学案简编》里清代部分的编写。

钱穆多次赞扬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五权宪法”、“五院制度”,尤其考试制度、监察制度,认为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精神,钱穆的价值观与中共倡导的马列格格不入。

钱穆(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1949年4月,中共军队越过天堑长江,挺进江南,很多知识分子面临去与留的抉择。钱基博先生的孪生兄长钱基成,对中共怀有深望,屡劝钱穆留下。钱穆问他,“您研究古文辞,您看看军队渡江的那篇文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钱基成不语。

从文告中,钱穆当时就预感到,赤色中国难有他容身之地。而那篇文告正是出自毛泽东之手。

1949年8月,毛泽东发表评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点名批评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三人,说他们是“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中国反动政府”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

钱穆认为自己“单枪匹马,一介书生”,“足迹不到京、沪、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怎么会找到我头上”。此文发表之前的四个月,胡适已经去了美国;八个月前,傅斯年去了台湾。

当时,钱穆正应香港华侨大学之邀,赴广州任教。10月,钱穆嘱托苏州城防司令随时照顾家小,然后自己随华侨大学迁至香港,妻子和五个孩子都留在了大陆。

在香港创办中文大学 以发扬中国文化为最高宗旨

钱穆在香港见到许多彷徨的流亡青年走投无路,于是有了创办大学的想法,“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

自认流亡知识分子的钱穆,一边在《民主评论》上发表文章,一边与谢幼伟、唐君毅、崔书琴等学者,在九龙伟晴街借用华南中学的三间课室,筹办“亚洲文商学院”,夜间上课,由钱穆任院长。

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岳峰在九龙深水埔桂林街61—65号购得新楼三楹,供作新校舍。校舍简陋,没有图书馆。亚洲文商更名为“新亚书院”,改为日校,钱穆出任院长。

学校经费困难,办公室晚上就是卧室。钱穆自奉节俭,先是栖身在校舍打地铺,后搬到贫民区,再搬到偏远乡村租房。他每天搭巴士、火车上课,立定讲坛,舌耕不辍。

学生几乎全部是来自内地的流亡青年,很多露宿在学校天台、楼梯上。师生不到百人,学费收入仅有20%,每月亏空多达三千多港币。后来蒋介石一直帮助了四年,数年后,学校获得美国耶鲁、哈佛的援助,蒋介石才开始停止拨款。

钱穆故居展示的新亚书院校歌歌词手稿。(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钱穆公开在校刊上撰文,指出:“本书院创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当时因有感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刻意摧残本国文化,故本书院特以发扬中国文化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义与极权斗争之下,中国青年在思想上应有正确的认识,以免误入歧途,既误其本身前途,亦遗害于国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

1958年的一天,钱穆的长子钱拙接到一封父亲来信。信中说,人民公社搞得这么糟,还要办公共食堂,家家户户把自己的锅灶都打掉,吃公共食堂,“这不是乱了套嘛!”

1963年,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三校合并为大学,68岁的钱穆亲定校名为“香港中文大学”。 在英国属地香港,有了第一所中文教学的大学。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陆大中学校一度陷于停顿。据钱穆夫人胡美琦回忆,钱穆日夜在长廊上走来走去,一言不发,持续一两个月之久。一天,钱穆突然说,他要编一部《人人自修国文读本》,这样将来即使教师和课程都没有了,也可以此为研读文言文籍的国人开一门径,挽救传统文化中断的危机。

父子异途

钱穆毕生信仰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儒家家庭伦理,尤重父子之情。初到香港时,钱穆曾经与余英时一家看电影,内容是关于亲子之情的。想起在大陆的儿女,钱穆当时禁不住悄然泪下,而钱穆向来是能够“以理驭情”的。

1950年,钱穆写信给留在大陆的三个儿子,希望他们到香港读书。当时中共贬斥钱穆“卖国”,受舆论影响,兄弟三人认为父亲“逃港”即是不爱国的行为。当时18岁的二儿子钱行,甚至将毛的报纸文章寄给钱穆。钱穆想与子女团聚的愿望没有实现。

1949年后,因钱穆反共的立场,子女的工作与生活都受到了株连,他们也曾以所谓“爱国”大义责备父亲。

当钱穆在国外创建大学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时,三子钱逊在国内清华大学的讲台上,当了二十多年的马列教师,教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钱行后来被举家下放,女儿钱易也被下放到江西开荒种地。为避免牵连,钱穆和子女断绝了书信往来。

在中共的集权高压下,钱穆父子异途,父慈子孝各不可得。直到三十一年后的1980年,子女们才与父亲重聚,钱穆其时已85岁。而钱行借助赴港探亲的事由,才找机会办了返城手续。

钱逊读父亲的著作时,已年近五旬,曾经叛逆的钱逊,为自己曾经批判国学而感惭愧;钱行70岁时,以“毕明迩”为名,发表文章替父亲辩驳:“中国的几千年说成都是封建、都是专制,是钱先生所最反对的。……有皇帝,不等于就是专制,反之,没皇帝了也不等于就没专制。”

钱穆死后,胡美琦公开发表文章谈到,与子女相见时,钱穆一直等待子女向自己道歉或者做个说明,文革时孩子为什么用那么“革命”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父亲,但钱穆没有等到,心中耿耿却难以言表。(待续)

参考资料:
钱穆《师友杂忆》
钱行《思亲补读录——走近父亲钱穆》
金耀基《怀忆国学大师钱穆先生》,
胡美琦《也谈现代新儒家》
作者:秦顺天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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