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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共军死伤人数 网络大V遭逮捕并电视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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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保留的辣笔小球发布的帖子(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希望之声2021年3月1日】(本台记者楚云珒综合报导)3月1日,知名大V“辣笔小球”因质疑中共官方公布的中印冲突死伤人数,遭中共当局逮捕。中共近年来以“寻衅滋事罪”镇压异己,“寻衅滋事”就像一个好用的口袋,成为中共维护统治的政治工具。无论是网络言论、推特点赞还是写文章、做报导,都可能被当局以“寻衅滋事”治罪。“辣笔小球”成为当局用“寻衅滋事”打压异见声音的最新案例。

3月1日,中共南京市检察院官方微信公号发布消息称,仇某明(辣笔小球真实姓名)诋毁中印边境“戍边英雄”涉嫌寻衅滋事罪已被逮捕。

通报称,2021年2月19日10时29分、10时46分,仇某明在新浪微博上使用其个人注册账号“辣笔小球”,先后发布两条信息,“贬低、嘲讽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相关信息在微博等网络平台迅速扩散,造成恶劣社会影响。2月20日,仇某明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南京市建邺区检察院介入侦查。2月25日,公安机关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同一天,南京公安还公开了“辣笔小球”电视认罪的视频。视频中的“辣笔小球”面部被打上马赛克,穿着囚犯服,他称自己的行为“泯灭良知”,他感到“非常懊悔”。

“电视认罪”是中共宣称的法治社会的一个特色和产物。这种承袭文革时期的“游街示众”的做法,让当事人在身陷囹圄,孤立无援,承受巨大肉体和精神酷刑下,不得不要屈服当局的压力,做出违心的“悔过”。

2月19日,中共公布去年6月中印冲突中的中共军人死伤人数,称有4名军人死亡、1名团长受重伤。由于中国媒体不受舆论监督,都是中共官方媒体或沦为半官方媒体,加上中共在事件过去了8个月才迟迟公布死伤人数,令外界猜测不断。多名网友在网上发表质疑中共军人死亡人数的言论而遭当局打压。

“辣笔小球”在微博的粉丝超过240万。他在2月19日分别发了2则帖文,一则称“最大的官——团长活下来了,看来这个团长个性是‘飞将+脱兔+神机+血路+强运’。在此基础上,‘外军溃不成军、抱头逃窜’。反正,我们赢了”。

针对中共官方为何在时隔8个月后才公布信息的热点话题,“辣笔小球”表示,“能这么写就不错了。你仔细品,牺牲的这4位都是因为‘营救’而立功,连去救人的人都牺牲了,那肯定有没救出来的啊,说明阵亡的不仅仅只有4人。这也是印度敢于第一时间公布阵亡人数和名单的原因,在印度看来,他们赢了,且代价更小。”

除“辣笔小球”外,中国还有多位网友因质疑中国官方的数字被打压。截至目前,至少有6名北京、河北、贵州、广东、四川、江苏等地的网友被拘留,另1人王靖瑜因身处海外而被“网络追逃”。

据美国之音报导,因王靖瑜在海外,且接受外媒采访,令中共恼羞成怒。重庆公安将其父母扣押,威胁王靖瑜回国自首,事件引发多方关注。

最经典的口袋罪

寻衅滋事罪被称为最经典的口袋罪,近年来网络时代的兴起,中共直接将网络的“不和谐”声音通通收进“寻衅滋事”的口袋。“因言获罪”被“寻滋”的受害者有普通网友、异见人士、大学教师、专家、学者、反抗者等等。大批人因批评政府或某位领导人的言论,或发表维权、时政甚至是涉及历史的信息都被追究。

“中国文字狱事件盘点”2019年10月12日开推,到一周年之际,就已经收集到约400份“因言获罪”的“寻衅滋事”案件判决书,绝大多数是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获取。

此外,该推号收集了2013年7月至2020年12月14日的1818件因网上言论而遭受各种“寻滋”处罚的案件,其中绝大多数发生在2018年以来的近3年。

中国公民运动网表示,中共拿寻衅滋事这个“口袋”到处装人。目前中国人权状况的真实现状是,公民仅仅因为批评政府和某位国家领导人,轻者被训诫、行拘或刑拘,重则被定罪判刑入狱。大批民众还因维权和上访等行为也被“寻衅滋事”。

而一些人即使身在国外,因发布被当局认为“有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也会被威胁、骚扰、判刑,甚至累及国内的家人。比如前文提到的王靖瑜。而一位名叫罗岱青(Luo Daiqing译音)的20岁留学生因2018到2019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就读期间发推讽刺中共领导人,“产生了负面的社会影响”,去年7月放假返回武汉后被捕,11月被“寻滋”判刑6个月。

公民记者张展去年12月因寻衅滋事被上海法院重判4年半,是近年来此类“因言获罪”案件中最具有影响的个案之一。

中国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刑法学研究所所长罗翔在主讲“厚大法考”谈到刑法中的“寻衅滋事”罪时表示,“寻衅滋事属于万金油罪名”,中国刑法其实可以只保留一个罪名,就是寻衅滋事,“一切都是寻衅,只要经过合理的刑法解释”。他表示,寻衅滋事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的“不应而为罪”,“就是不能干,你干了就是寻衅滋事。所以这很搞笑”。

也是执业律师的罗翔在主讲刑法时还曾谈到定罪量刑的法应尽可能清晰明确,不能太过于模糊,否则司法机关都不知道该怎么用。然后他们“就会乱用,他就会想怎么用怎么用,他就会选择性执法”。

罗翔举例说,79年刑法中的口袋罪流氓罪到97年刑法分解成了若干个罪名,但都保留了模糊性的特点,其中最为学界诟病的就是外界非常熟悉的口袋罪“寻衅滋事”。

罗翔表示,一般法考不会考“寻衅滋事”罪,因为它是“刑法的一个耻辱”。他强调,定罪量刑的法不能太模糊,因为模糊一定会成为选择性执法的一个依据,他想定你就定你,不想定就不定。

寻衅滋事成镇压利器

曾代理过许多敏感案件的维权律师陈建刚表示,当局制定这类口袋罪罪名,就是将法律作为维护统治的政治工具。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会将他们认为需要处罚、镇压的行为、个人,都会放到这种口袋罪当中。我们即便是按照中共制定的法律的话,也不构成犯罪。如果允许律师辩护,能有一个公平的法庭,所有这些行为都不构成犯罪。还是说,这种案件是政治案件,适用的规则是斗争、是镇压,而不是法律。包括网络上的言论等等,直接就按这种口袋罪的罪名来处分。这些(罪名)都是中共统治的工具,它是作为刀斧来镇压的。”

 

责任编辑: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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