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共总理温家宝3月下旬起，在澳门媒体发表追忆母亲的长篇连载文章。温感言，“我同情穷人、同情弱者，反对欺侮和压迫。我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温的文章被微信禁止分享，媒体转载也被删除；温家宝言论被严控。有分析认为温家宝是借此文表达对习当局不满。
“温家宝被封杀其实跟马云被封杀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它反应出现在中共高层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温家宝的发言恐怕跟现在的香港局势是有关系的，也跟习近平明年准备联任总书记有关。温家宝可能会很后悔2012年他当时非常坚决地支持了习近平。” —— 章天亮
马云被整治是因得罪了习近平，温家宝被封杀也是
4月15号《金融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讲马云如何成为了习近平的敌人。其实封杀理由跟温家宝差不多，温家宝被封杀也是因为得罪了习近平；马云被封杀，也是这个原因。
《金融时报》的文章说，马云在2015年的时候踏入高层，曾经陪同习近平访美。但是他的锋芒太露，抢了习近平的风头，导致了报复。这个说法跟《华尔街日报》不同，《华尔街日报》的说法是，阿里巴巴的摊子铺得实在太大，从电商到金融，从媒体到娱乐，所以让习近平感到了威胁。
当然，一件事情发生的原因不可能只有一个，我觉得两份在英文世界非常有影响力的报纸，是在说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都是很有道理的。我们以前的节目曾经谈到过《华尔街日报》的说法，也提到过马云的背后有一股西方左派势力的支持。
这里我们来说一说《金融时报》的说法。外边普遍认为，马云因为去年10月份在上海陆家嘴经济论坛发言的时候，得罪了习近平。但是事情不这么简单。《金融时报》说马云和中共高层的磨擦是由来已久的，特别是马云在国际社会大受欢迎，比习近平还要受欢迎，所以习近平对此根本就无法接受。
形若木偶的中共高官对比人性活络的马云，西方更欢迎后者
中共高层一般来说都是非常死板，不苟言笑，照本宣科，他们其实像机器一样。这也没办法，如果你在官场中锋芒太露，很有可能就会受到各方势力的抨击。因为你言多必失，就是没毛病也能挑出毛病，何况如果你要说很多话，那很容易就被政敌攻击，除非你在高层有非常强硬的后台。像当时朱镕基是因为得到了邓小平的强力支持，否则他也很难出头的；温家宝当时是得到了宋建的支持；包括胡锦涛也是一样，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后台，如果你锋芒太露是真的很成问题。所以中共官场上的人为了自保，通常他都把自己的思想藏起来，而是看上级怎么讲。特别是当中央出现意见分歧的时候，就要看风向，然后决定站在哪一边，所以他们讲的根本就不是自己想讲的话。
那么西方人看到中共领导人这些表现的时候，觉得他们像木偶一样，所以当西方人一旦看到某个人能够展现出人性的时候，印象就会非常好。当然这不是说中共的领导人像朱镕基本人多么有魅力就是多么有魅力，他只不过是比其他官员稍微好一点。但是像胡锦涛、像习近平都不是这样的人。所以当马云和习近平同时出现在一个舞台上的时候，大家当然愿意听马云说。马云这个人很风趣幽默，毕竟他能够做这么大的生意，他的见识、眼光，他对事物的看法，包括他的直觉、他流利的英文，甚至打太极拳、拍电影，甚至他还会变魔术，就是他在公开社交场合，比习近平给人的感觉要好得多，更受到欢迎。所以习近平心里面肯定会觉得是不痛快的。
中国和西方企业家人际与社交关系的迥异生态
《金融时报》讲了一件事：中国每年在乌镇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前几年开这个大会的时候，来的人都是属于级别相当高的人，是属于国际上大佬级的人，当然中国的大佬们也会去。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互联网大佬们在一起吃饭，叫“乌镇之夜”，就像华山论剑一样，参加的人物像马化腾、刘强东、雷军、丁磊等等。到2017年时，已经举办了很多届大会，在这些头面人物里，独独缺席了马云，而且连续缺席了四年。记者问马云为什么，马云就说没有人请他，也不知道这件事。但是后来马云说，如果他要是想真的举行这样一个宴会，那么来的人就不是这批人了，什么总统、总理之类都会来。他还问：你信不信。还跟记者挑战了一下。
其实我不清楚马云和那些互联网大佬们的私人恩怨，因为中国有句话叫“同行是冤家”，马云一度是中国首富，如果说这些互联网大佬们对他羡慕嫉妒恨，我一点都不会感到意外。大家看到中国的企业家，他的人际关系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的企业家们互相之间有一种合作的关系，大家互相之间搞这么一个圈子。而在中国，你搞这样一个圈子就很危险，就像马云搞一个湖畔大学，中共觉得你是不是要变成“东林党”；你培养一些商界的成功人物，它会觉得你是不是筹谋“篡党夺权”，它会怀疑。
西方的私营企业家跟谁合作、不跟谁合作是他们自己决定，根据业务开展情况来做决定，中国却不是这样。整个中国的经济它是共产党控制的，所以你跟谁合作、不能跟谁合作，是中共高层来决定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与其你跟其他别的企业家搞好关系，不如跟中共官员搞好关系，特别是跟政治局常委搞好关系。所以这些中国企业家们，这些创始人们，他们的交往热情就不是那么高。
《金融时报》：2018达沃斯晚宴就已注定了马云的下场
马云显然是一个很骄傲的人，虽然不知道马云是否是一个有神论者，但是我们确切知道他是共产党员，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一个无神论者，无神论者其实难以保持一颗谦卑的心态。有神论的人他会觉得在上帝之下，我们人都很渺小，因为你人生不过百年，你和这个宇宙的时间、永生的神相比，那你实在是太渺小了。你在人间干的事业再轰轰烈烈，在神里看不值一提，就像是我们人看一个小蚂蚁，你也不过是一只蚂蚁而已。
所以有神论的人，他会有一种谦卑的心态，但是无神论的人，他容易自我膨胀，甚至想做这个世界的主宰，特别在中国那个环境下，权力、钱几乎是可以带来一切的，所以马云在那里，走到哪儿都是享受国王一般的待遇。《金融时报》说他自我膨胀，这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当时当记者问到乌镇晚宴的时候，马云就说我没考虑参加，也没人请我。然后他说，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我想开饭局，我请到的都是世界级的精英。这是2017年乌镇大会时马云说的话。
几个月之后的2018年1月份达沃斯论坛，马云就摆了一场世界级的大饭局：当时在达沃斯论坛首日的夜晚，他宴请了30多位他在各个国家的老朋友，国王、王后、总统、总理、首相和三位国际组织的负责人，还有像比尔盖茨这样众多的西方顶级商业领袖。马云跟他们一块吃饭，谈笑风生。当时参加达沃斯论坛的还有一个人，是习近平的心腹刘鹤，刘鹤都没有受到马云的邀请，你想刘鹤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马云和各国的元首交际看起来很热闹、很熟络，他的英语又流畅，讲话又风趣幽默，所以西方政治圈和经济圈的高层，对马云的印象相当好。
我们想，如果马云交往的是王子、总理之类的，他想起习近平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习近平这个人有点土得掉渣？非常有可能。当时在达沃斯晚宴之后，马云又坐自己的私人飞机飞到了法国，在法国他购买了城堡和葡萄园，会见泰国总理、以色列总理、约旦国王之类的。那年他在海外度过了半年多的时间，各个国家之间穿梭访问。
所以中共高层对他就越来越不安，觉得他的影响力太大了，不光是国内有影响，国际上也有影响力。马云在公开场合和私人场合说的话，可能都让中共感到很尴尬。马云有时候旅行结束之后会被叫去谈话，按照《金融时报》的说法，那天达沃斯晚宴就已经注定了马云的下场。前段时间阿里巴巴被罚款182亿，那顿达沃斯晚宴就是128亿的一个晚宴，实在太贵了，当然实际情况可能比我们知道的更加复杂。
两种不同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间也存在冲突
我曾经说过，西方左派对国际秩序，对未来世界新秩序，他们有他们一套想法，他们搞的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它是一种意识形态；中共搞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式的马列主义，它跟文化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回事。
文化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想通过文化的方式，把社会一步一步地变成共产党国家。中共搞的其实是一种列宁式政党，是讲暴力革命的，其实马克思暴力革命讲得不多，列宁讲的是通过一个政党组党的方式搞暴力革命，去颠覆现行的制度。它跟西方这种渐进式通过文化的方式来颠覆现行制度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路。所以这两者互相之间也是有冲突的。
《1984》的作者是乔治奥威尔，其实他本人是有一点倾向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虽然他的《1984》这本书对共产党的描述简直是入木三分，而且极具预见性，但他其实本人还是对社会主义有好感，它是一种渐进式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想法。所以，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它们之间是互不相容的。所以西方左派他们有一套对国际新秩序的看法，中共有一套对国际秩序的看法，是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整治马云的三大原因
马云的思想跟参加达沃斯论坛的西方左派的精英们更加一致，就是说在这个全球化4.0的时代，国际秩序应该是什么样的，马云的想法跟习近平也是不一样的。总结起来马云倒霉，可能是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马云抢了习近平的风头。其实中共领导人在外面可能会很受尊重，红地毯、礼炮、三军仪仗队之类的，但是其实人家尊重的不是你，尊重的是你的这个地位。假如说胡锦涛现在到西方去旅行，不会再有这样的待遇了，因为你不再是国家元首了，你受到的欢迎礼遇也会降低很多。
马云他得到这些东西，至少有一部分是跟他的个人魅力有关系，跟他个人的成功是有关系的，所以马云得到东西跟他本人有关。而习近平得到的东西跟他本人基本无关。你不用说习近平了，换个人坐在他那个位置上，来到其它国家也是一样接待，因为人家看重的不是你这个人，看重的是你的位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他知道马云比他风光，比他受欢迎，整治马云这可能是他的妒忌心的一种表现。
第二个原因，就是马云搞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套和西方左派搞的这一套，跟习近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计是不一样的。
第三个原因，就是马云跨界，从金融到电商，从媒体到娱乐等等，他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这也是习近平不能容忍的。
这就是习近平整治马云的三大原因。
为什么说温家宝会后悔当初支持习近平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关于温家宝为什么后悔支持习近平。这里涉及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习近平当时是怎么上位的。
2012年，中共官场围绕习近平上位这个事，发生了一次大地震，那就是薄熙来被抓，后来甚至导致周永康被抓。在“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次有政治局常委级别的人落马，包括徐才厚、郭伯雄，中央军委副主席级别的人落马。当时为了抓薄熙来和周永康，高层的阻力非常大，所以这个事能做成，跟温家宝有很大的关系。
温家宝当时是豁出去了，就是死也得把薄熙来整下来，死也得把周永康整下来。他做这个事当然也是为了他自身的政治安全考虑，但是他客观上是帮了习近平，而且当时习近平并没有露出他真正的对中国未来社会的构想。所以习近平上位之后，我觉得温家宝会非常地失望，因为温家宝有一个很大的担心，就是“文革”再来。
2012年3月，温家宝作为总理在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特别警告“文革”余毒的问题，所以温家宝也因此是一定要打薄熙来的。习近平当时虽然没有搞“唱红”，但是习近平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两个30年不要互相否定”，就是“文革”之前的30年和“文革”之后的30年，不要互相否定，他有一种变相地为“文革”翻案的意思。
“文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领导干部终身制，毛泽东就是做党主席做到死，现在习近平要继续做总书记、做国家主席，包括搞流氓外交、香港问题等，这都是温家宝痛心疾首的。温家宝就发文章，借回忆自己母亲为名批评习近平。结果温家宝的文章就被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