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中共首任总理周恩来是这个

文革后一些侥幸活下来的高层干部及其子女都非常感激周恩来，视他为救命大恩人。但文革逮捕令上，签字害他们的恰恰是周恩来。

人们知道刘少奇死的极惨，但都不知道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是周恩来。周曾在把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的专案审查报告上批示：“此人该杀！”

周恩来与贺龙交往长达42年，文革中贺龙夫妇躲到周家避难，不去还好，去了等于是送死。被披露出来的历史事实显示，周恩来不仅是贺龙专案组的负责人，亲自落实对贺龙的隔离审查，还签署了对贺龙的逮捕令；贺龙之死与周恩来有直接关系。

我的一位校友小小年纪就失去了父亲，后来才知道是飞机失事遇难。这次遇难是个大事件，就是1955年春天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这次事件本来可以不死人，但周恩来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而把所有跟随他去参加万隆亚非会议的代表团成员都牺牲了，其中就包括我的那位校友的父亲。

● 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

1955年春天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就是个非常典型而惨烈的例子。周恩来原计划4月11日率中共代表团到印尼参加万隆亚非会议，乘坐印度航空公司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经印尼首都雅加达前往万隆。后来周得知国民政府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策动对他的暗杀，于是不动声色的要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按照原计划原飞机飞行，结果飞机爆炸无一生还。而周自己坐另一架飞机从昆明取道缅甸仰光安全到达雅加达。

香港警方随即展开艰苦的调查，一无所获，后来还是根据中共提供的情报才破了案。中共明确告知香港警方：事件是国民党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策动，主谋赵斌成，指挥者金建夫，执行者是香港机场地勤人员周驹，使用的定时炸弹是从台湾基隆秘密运到香港。

港警调查人员非常困惑不解的是，既然周恩来对这事了如指掌，为什么还要代表团其他成员按照原计划飞行，去送死呢？原来是为了迷惑台湾香港情报站不再改变计划，确保自己的安全，周恩来把包括自己司机、香港新华社社长黄作梅（男）和三名外籍记者在内的11名中外菁英白白牺牲掉，保全了自己的生命。据周后来说，这叫做“声东击西”、“丢车保帅”。

周恩来用别人的性命为自己当了掩体，这是那些深信中共媒体宣传而痛悼他的人所不知道的，甚至知道也不相信。

● 周恩来杀了救命恩人

周恩来的心狠手辣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有“顾顺章灭门血案”。

1931年，在中华民国政府当政时期，中共是个企图搞垮国民政府的地下党，时任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供出中共地下党的组织成员。消息立即通过隐藏在国民党里的中共特务通知出去。周恩来闻讯当夜带了特科的十几个杀手们去上海顾顺章家灭口。为了不惊动邻居，他们使用的是最原始的灭口方法勒死。那天刚巧去串门打牌的斯励是周恩来的救命恩人。手下人问周怎么办，周没有心软。

斯励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学生，他的哥哥是国民党将领，1927年4月北伐途中，苏联顾问及中共在中国境内发动倒蒋，蒋介石（蒋中正）决定取缔苏联顾问并逮捕、处决中共党员。在4月12日“四一二”清党中，斯励借着哥哥的特殊地位，曾将周从国民党手里救出。名符其实的是周恩来的救命恩人。

当晚在顾家的亲属，除了顾顺章8岁的女儿顾利群和12岁的小舅子张长庚被放生外，其余13个人都被勒死，其中包括顾妻张杏华、5岁的儿子、岳父张阿桃、岳母张陆氏、小姨子张家宝、小舅子、小姑子和保姆、司机、串门的朋友在内。顾顺章的小姨子张家宝是乡下来上海探亲的农村妇女，根本与顾的叛变毫无关系，但也被活活勒死。死者中还包括顾家客人、周恩来的救命恩人斯励（1900-1931）。

那天，周恩来带着中央特科的杀手们闯进叛徒顾顺章家，顾顺章的十几个家人和亲友正在打麻将，不巧顾家朋友斯励也在场。正因为他认识周恩来，所以周命令连同恩人一起勒死。

●吴法宪惊见专列上服务员半夜给周恩来“剪指甲”

中共原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被定为是林彪线上的人，进了秦城监狱。出狱后他撰写的《吴法宪回忆录》，也触及到了与周恩来淫乱相关的生活细节，而这是中国大陆的居民完全不知道的。

一位移民美国的朋友告诉我说，她在书店中看到一本自传《叫父亲太沉重》，是周恩来的私生女艾蓓写的，里面有很多张照片。这位朋友非常愤怒，说那个私生女是假的，说周恩来不可能是这样生活不检点的人。好多年之后，她不断看到很多在中国大陆不可能看到和知道的历史真相，才改变了自己被洗脑的观念，开始接受真实的历史。

吴法宪虽然位居中共的空军司令，他也是被中共的宣传所迷惑，对总理周恩来十分爱戴。据其回忆，在林彪出逃前，即1971年2月的某一天，周恩来秉承毛的指令，带吴法宪等人到北戴河向正在那里休养的林彪汇报。吴法宪等与周恩来约好晚上十点在北京火车站见面。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上站台看见一列专列驶过来，周恩来分给我们每个人一节车厢。车厢很宽敞，非常漂亮，里面有沙发床和办公桌。”据说这是周恩来的专利。吴法宪是头一次坐，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虽然中共官媒把周恩来打造的简朴到吓人的程度，但真实的周恩来与宣传中的那个他天壤之别。周恩来除了有专列外，在空军和民航各有一架专机。

所谓专列，就是专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视察工作的专用列车。中共建政初的高官，主要是乘专列出巡。毛泽东的专列是三级，即为了安全起见，每次出巡，三趟专列同时开出。不过，按照中共公开的说法，因为周恩来为人“低调、朴素”，所以每次专列实际只有一节车厢，办完公务，随便接在哪趟旅客列车后尾，就能悄无声息地拉走。然而，从吴法宪的描述中，我们显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吴法宪还写道，当晚上火车后，夜已经深了，他因为睡不着，所以决定去找周恩来。他来到周所在的车厢时，却发现一个漂亮的女服务员正在给周恩来剪指甲。这样的场景在周以往的宣传中从未见到。周恩来还需要女服务员给剪指甲吗？而且还是在半夜？这一幕让吴法宪深感意外，所以他记忆犹新。

●周恩来擅长使用公款大吃大喝

真实的历史总不会永远被遮掩的严严实实。据中国大陆《炎黄春秋》杂志2014年第11期刊登的《刘英谈外交部的人和事》一文披露，在外交宴请方面，张闻天反对大吃大喝，而周恩来讲气派，要吃得好，要吃鱼翅海参，每次宴会都要上茅台。刘英是曾任中共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等职务的张闻天的遗孀。

刘英是张闻天的妻子，她的消息应该是第一手资料。还有资料披露，红军长征时期，周恩来曾用超过1两的杯子喝下25杯茅台酒。1949年，在审定“开国第一宴”主酒时，周恩来建议使用茅台酒。而周宴请1970年流亡北京的柬埔寨西哈努克大概更可以佐证刘英的说法。

据中共官媒披露，西哈努克流亡北京期间，多次接受周恩来的邀请，去中南海西花厅做客。每次去，周恩来都会让自己会做法式菜肴的厨师奉上一桌丰盛的法国餐，端上桌的菜总是琳琅满目、色彩纷呈。西哈努克每次都是尽兴而归，他对周恩来说：“在你的餐桌上，我成了饕餮之徒了。”不久后，周恩来还为西哈努克在北京的寓所调来了一位来自上海的法国菜大厨，而西哈努克在上海豫园品尝的14道菜肴中，尤以108只鸡做的汤连倒两回的鸡鸭血汤而闻名。

据一位网友“灵犀青眼”披露，作为中共高官避暑兼开会的江西庐山景区，见证了高官们不同的生活习惯。被中共宣传生活极度简朴的周恩来每回上庐山，都要从上海锦江饭店带来做法国菜的名厨。庐山宾馆的特级厨师也只能给这个法国菜名厨做帮厨。周恩来对上菜要求最严格，即每道菜须在上席前三分钟才可下锅，精料细作，随上随吃。

而中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饿死数千万人时，周恩来曾在北京西山宾馆宴请在北京开会的夏衍、谢晋、于洋等一批文艺界人士，几桌人喝了好几瓶茅台酒，周恩来一杯接一杯喝下了七两左右茅台。

周恩来的讲排场其实早年就有显露。中共官媒《人民日报》下属杂志《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7期，曝光了周恩来1938年在汉口豪奢宴请其同窗的往事。文章称，1938年吴国桢任汉口市长时与南开中学时的同窗好友周恩来在汉口相遇，花了16元在家宴请周，这在当时算普通宴席。但周恩来在回请他时，却叫了当时汉口最好的酒菜。当时同席的另一位南开毕业、就任外交部秘书的段观海不解地问周恩来，这是汉口最好的酒席，36元一桌，加上好的花雕，今晚破费大约50元左右，那你的薪金是多少？

当周回复说，他的薪水是5元钱时，在场人都吃惊：你怎么能付得起如此昂贵的酒席？周笑着说，这顿饭钱由党组织出……

当时，周恩来身上穿的是缎子面狐皮袍，面对质疑，周恩来称，中共党组织提供他所需要的一切。

另据中共早期党员陈碧兰撰写的《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的奢侈腐化与毛泽民的庸俗丑陋──武汉政府清共前后的回忆》一文透露，当年她生孩子买不起东西时，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等却经常在某上等酒楼聚餐。

●周恩来爱吃活人脑

署名北海青年的文章《杀人魔王：中国的贝利亚──周恩来》在网上披露了周恩来爱吃活人脑和“周公汤”的来历。在文革末期，周恩来癌症缠身大量食用“周公汤”。

周恩来作恶终于有个了结。1972年，他患上膀胱癌。据医术上写的，疼痛是膀胱癌的常见症状，晚期时由于侵犯其它组织器官，还会引起相应疼痛症状，如转移到肝引起肝区疼痛、转移到骨引起骨痛、转移到肺引起胸痛等。在死前三天，患者可出现剧烈疼痛，而且普通治疗难以改善，常令患者痛不欲生。

周恩来不止是死前三天痛不欲生，而是患上膀胱癌之后经常痛不欲生。他越想活下去就越大量杀害少男少女，食用他们的新鲜大脑，他越大量食用少男少女的新鲜大脑，疼痛就越加剧，……这个恶性循环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有人说，从这样以食用少男少女的新鲜大脑作为延年益寿补品的恶行看，周恩来不正是个魔鬼化身？

十几年前，我就知道，周恩来是魔鬼转生的，所以他才会如此残忍。

转自：新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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