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维京胆小内向，1999年她49岁。作为修炼法轮功而身心受益的亿万人中的一员，在去中南海（国务院信访局）上访的时候，碰巧站在了中南海西门信访局大门正对面的人行道上，被走出来向群众了解情况的朱镕基随机点到。
那是一个铭刻历史的日子。那一天，“法轮功”这个只在中国老百姓之间口耳相传的佛家气功的名字，一下子被推上了世界舞台；“法轮功学员”——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名不经传的普通中国人，也陆续被置于聚光灯下。
为证实真相挺身而出
孔维京从小就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在公共场合从不敢说话；小时候别人骂她一句甚至一瞪眼，她就会吓哭。凡事她都躲远远的，在公共汽车上看见别人吵架，她心里都慌得砰砰跳。
所以，当孔维京第一次看到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的时候，她先被作者的坦率和胆量震住了。她心想：“这个气功师怎么这么坦诚、实在、正派，敢把这些‘封建迷信’如此直白地写出来，还讲‘真、善、忍’是宇宙的真理，这不和共产党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直接对立嘛，将来这共产党搞政治运动时，不就成了挨整对象吗？为什么这个人不顾个人安危写出来这些呢？不怕给自己招来麻烦吗？”
她说，别的气功师都是什么道理也不讲，就说“天机不可泄漏”，既可增加神秘感，又没有政治风险。她感到法轮功的师父完全是为学员负责，把高深的道理都讲出来了，是无私和实力的体现。
维京的第二个感受是，“法轮功简单易学，至少让人学会做一个好人。”法轮功的师父讲了很多关于生命和宇宙的深奥道理，而且说要重德、要为善，最后达到完全为了他人的境界。虽然标准很高，但句句都说在她的心坎里。
“师父说，只要修心性，功就在长；还说，24小时法炼人……师父真是说到做到，我身上发生了很多奇迹。”维京回忆，她花两晚时间看完了书，结果，常年的胃痛就消失不见了。原来她胃里有个硬块，一疼起来就受不了。她这还没炼功，病就好了，再也不疼了，硬块也消失了；并且所有的病如肾盂肾炎、风湿病、坐骨神经痛等都好了，她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我还没炼呢，还没见过师父呢，师父就把我的病根拿掉了。”
从此，盘踞在她脑中几十年的顽固的无神论观念就土崩瓦解了。她无病一身轻，从那以后至今二十六年来她告别了医药、告别了病痛。
她的最大变化是在精神上，因为找到了人生真谛和方向，她变得无惧无忧，胆子也大了起来，她说就像一首歌里唱的：“因为走上了神指的路”。
1999年4月24日晚上，当维京听到天津法轮功学员被抓的消息时，她没有片刻犹豫，她决定去信访局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她想到了“六四”时长安街上发生的一切，她决定穿上银行的工作制服、带上工作证，以证明自己的身份。第二天早晨，她就去了中南海信访局。
中国人讲“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还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维京觉得，师父给她这么多宝贵的东西，告诉她人生的目的，教她做人的道理，而且还不要一分钱，只要一颗真修向善的心，“在这么伟大的师父、伟大的法受到污蔑时，能不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吗？”
被朱镕基随机点出 走进中南海
1999年4月初，时任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曾多次诽谤过法轮功的科痞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的一份期刊上再次刊登污蔑文章，当地法轮功学员前去澄清事实。4月23、24日天津公安殴打并抓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消息传出后，京津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前往国务院信访局上访。
4月25日早晨7点多，孔维京来到了府右街。除了一块儿来的一位北大退休教授和一个不识字的邻居老太太外，那天她还看到了一位知名演员正在跟大家交流修炼心得体会；她还看到了一位外交部的高官、穿着军装的现役军人，都站在人群中；她碰到了一个从北京远郊延庆来的七十多岁老大爷，一问之下知道老人是连坐车带走路连夜赶来的；她还遇到了一个从房山来的年轻母亲，带着一个三岁的小女儿；她还和两个人民大学的大学生谈过话……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社会上的普通一员，都在4月25日这个休息日里来到国务院信访局，要跟政府说出他们的肺腑之言。人们三三两两地安静地站在人行道上，没有占车道，也没有占盲道。
随着人数越来越多，维京看见警察分别从南北方向领着法轮功学员走过来，让分散站立的学员们连到一起。
大约快8点的时候，站在里面第二排的孔维京刚要坐下炼功，忽然听见前面响起了一阵掌声。她赶快站起来，往前一看，就见总理朱镕基正从中南海西门内走出来。朱镕基身边带着几名工作人员，大步流星地穿过马路来到法轮功学员面前。
朱镕基一停住脚步就连声问：“你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你们有什么要求吗？”
大家纷纷回答道：“我们要炼功。”“我们要修炼。”
朱镕基紧接着问：“谁不让你们炼功？我有批示，中央有三不政策。”
人群中有人大声回应说：“我们没有看到。”“天津抓人了。”
朱镕基又连声问道：“是谁让你们来的？谁是你们的代表？你们有没有代表？让代表来和我谈。”
大家都说是“自己来的”。
朱镕基说：“你们这么多人怎么和你们谈？你们让代表来跟我谈。”
这时有人举起手说：“我可以代表自己。”大家也都纷纷举起了手，发出一连串的回答声：“我代表自己。”“我也代表自己。”……
朱镕基随手指了指，说：“你、你、你，你们可以进去和我谈谈吗？”维京一看他点了自己，就回答：“可以！”随后她走出人群，和另外两个人跟着朱镕基走进了中南海西门。
朱镕基的随行人员立即问他们三人：“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电话号码多少？”
维京回答说：“工商银行东升路分理处。”她听到另外一人说是某大公司的会计，另一位是中科院地球物理所的研究生。
朱镕基边走边交代手下的人说，让信访局的某某某局长和中办的某某某主任到这里来。随即他们三人被带进了西门内北侧的一个挂着“接待室”牌子的房子，朱镕基就离开了。
不久来了两位领导，拿出小本子开始了解情况。他们就把天津发生的情况说了一遍，提出三点诉求：一、立即释放天津被抓的45名学员；二、公开出版发行《转法轮》等大法著作；三、给法轮功一个公正合法的炼功环境。
为了让信访局的领导全面了解法轮功的修炼内容，孔维京提出再出去找些更多已出版发行的法轮功著作。经同意后，她就从中南海西门出来，走到马路对面的法轮功学员们面前，说明了情况，大家就纷纷把手中正在看的或者书包中带的法轮功书籍递了过来，她就带着6、7本书和一封“永远不参与政治──部分老学员的联名信”折返回去。
等她再回去的时候，她发现又多了一名法轮功学员，说是航天部二院的。在询问了情况后，两位领导说，情况会尽快反映上去，但是还要经过中央研究以后才能答复大家。希望他们出去后转告外面的学员，让大家都先回去，不要长时间在这里聚集；并且说“北京是首都，你们都是北京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要注意维护北京的国际形象和世界影响”等话。
之后维京就和其他几个人出来了，向大家转达完情况后，她就又回到原先所站的人群中去了。
这时，他们前面的马路沿下面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在第一排的学员就站在枪口下，但是大家没有一个人惊慌，人群没有一丝波动。后来，不知什么时候那些端着枪的军警撤走了。维京和大家一样，一直等到了晚上9点多，听说三点诉求都解决了之后，她就回家了。
“整整十几个小时，无论是在府右街、文津街、西安门、北海还是长安街，上万名法轮功学员撤去后，没有留下一张纸片，连执勤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维京说，“后来中共说什么‘法轮功围攻中南海’，‘中央领导人根本没出来’等等，都是为打压找借口的弥天大谎，在真相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4.25历史丰碑永存 真、善、忍宇宙真理永贯满苍宇
“4·25”之后，孔维京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在工商银行挂了号。她听人说，江泽民直接点到总行的人，呵斥道：“你们工商银行还有人去！”
“4·25”之后不到两个月，中共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在那些黑暗日子里，维京和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一样，被监控、被抓、被停发退休金，家人也受到牵连和骚扰。为使家人不被株连，她不得已与相濡以沫的丈夫离了婚，离婚证上的日期就是第二年的7月20日。在之后的十多年中，一想起曾经温馨和睦的家她就会流眼泪。
尽管中共的镇压手段异常残暴，维京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她说：她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做的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如果说‘4·25’之前我炼法轮功是为了自己祛病健身的话，那么在‘4·25’之后，我做的就不只是为个人的事情了。”她说，“尤其在现在社会道德刹不住闸地往下滑的时候，不讲人性不讲良心的事情层出不穷、触目惊心，法轮功学员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在救人，因为只有‘真、善、忍’才能给人类带来希望。”
今年的“4·25”又快到了，孔维京在回忆22年前的这桩往事时，也想起了当年带他们进入中南海、后来圆满解决上访事件的朱镕基。她希望朱镕基能在有生之年，将“4·25”的真相记录下来，留给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