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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共說不?國際刑警組織修改「紅通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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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國際刑警組織標識 (網絡照片)

【2019年04月06日訊】有190多個成員國的國際刑警組織,近年來發布的「紅色通告」已成為中共等專制政權打擊異見人士的工具。該組織近日修改「紅通令」發布的程序,使之更透明,避免被專制者濫用。但分析認為,此舉仍不能完全保護「持不同政見者」在庇護國不受追捕。

法新社報導,國際刑警組織每年發布13000多個紅通令,其中有些被指是某國政府出於「政治動機」或「濫用」紅通令,來追捕本國逃亡海外的反對派人士。

位於倫敦的「公平審判」(Fair Trials)指控國際刑警組織,被一些獨裁國家利用向本國政治反對派發紅通令這些國家包括:俄羅斯,中國、埃及和土耳其等。

據該組織介紹,由於政治原因被紅通令追緝的案例,包括已加入德籍的維吾爾族異議領袖多裡坤-艾沙(Dolun Isa),此人曾長期遭中共的紅通令困擾。

埃及人阿卜戴拉提夫(Sayed Abdellatif)因在本國受酷刑迫害,2012年他流亡澳洲,要求避難。但開羅通過國際刑警組織對其發出紅通令,導致他被關難民營5年。

德國人秘書長Jurgen Stock於2014年啟動了名為「流亡者政治」的改革,建立新的檢查機制。然後國際刑警組織重新審視控制紅通令的機制,使之更加透明。仍不能完全保護「持不同政見者」在庇護國不受追捕。

玻利維亞律師Mauricio Ochoa Urioste在本國被判處9年徒刑,逃亡烏拉圭的案例,開啟外界對國際刑警組織內部的質疑。

事實上,國際刑警組織「紅色通告」是一個為逮捕、遣返逃犯而設的警報系統,並非國際通緝令。國際刑警組織各成員國都可申請發布,也可以自行決定如何應對。

然而中共多次使用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通知」在海外進行追逃,黨媒也常把「紅色通知」稱為「紅色通緝令」。

2016年11月,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當選為國際刑警組織主席,讓外界極為震驚。2017年第86屆國際刑警組織年度大會在北京時,中共強調要推進國際合作。外界斥責這是邪惡力量對文明世界的侵蝕。

一些人權組織認為「紅通」發布系統黑箱作業,已成為中共國家恐怖主義的外延。

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中文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將國際刑警組織稱為一個「臭名昭著的不透明組織」。

他表示,該組織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共國家恐怖主義的一個外延,延伸到了西方國家。中共的手也已經伸進世界最大的國際組織——聯合國。

理查森的團隊花了一年多時間,來記錄中共官員和外交人員如何騷擾聯合國人權專家,讓他們不要去提有關中共的負面資訊。

2018年1月「人權觀察」發布的報告說,外界無從知道國際刑警組織近年來應中共要求發出過多少紅色通告,有多少人的通告至今仍然有效,因為很多人並不知道自己已經上了紅通名單。

旅加作家盛雪表示,中共要發放一個紅通名單,要出50萬美金,拿掉一個名單也要出50萬美金。但中共為了迫害當事人,不在乎這些錢。而國際刑警組織為了錢放棄了原則,中共成了它的大客戶。

曾代理過多起「紅通」案件的美國華府人權律師葉寧認為,紅通通緝令是中共把「北京模式」向全世界擴張的一種方式。腐蝕外國的政府官員、到各地建立孔子學院來推銷中共的黨文化,收買各地的報紙電台等,也都是中共的擴張手法。

葉寧認為,紅通成了中共的打壓手段。真正的大老虎一個也沒有,很多都是小貪官、異見人士。

流亡美國的資深民運人士魏京生,2006年在瑞士日內瓦參加聯合國人權大會時,他和兩名助手因為上了紅通名單被警察扣押。

魏京生指出,國際刑警組織被中共控制已經很多年了,中共給了它大批的錢,其因此成為中共的一個工具。

總部設在英國的非政府組織「公平審判」的高級法律和政策顧問呂蓓卡·莎弗爾說,國際刑警組織的紅通問題,不僅是讓流亡者生活在恐懼和危險中,也讓所有190多個成員國成為這種騷擾的共犯。

總部位於法國的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成立於1923年,是聯合國以外最大的國際組織,目前擁有194個成員國。國際刑警組織發出的通報以七種顏色標示,最高級別為紅色通報,表示需要逮捕和引渡,紅色通報並不具備「通緝令」的法律效力。

去年,中共前公安副部長孟宏偉回國被中共秘密抓捕,之後辭去了國際刑警組織主席,為避免克林姆林宮的控制,國際刑警組織否決了俄羅斯候選人普羅科楚克(Alexandre Prokoptchouk)。(新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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